洋各派监司大员与他所选洋将会同督操。总理衙门“意在必行”，函商南北洋大臣。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李鸿章复信总理衙门说：《试办海防章程》“大致尚属周详”，“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所为”，乃是“急求制胜”的一个“不得已之办法”，对赫德“似不能不稍假以权”。赫德揽权的野心，总理衙门“意在必行”和李鸿章“不欲显与立异”的表示，遭到爱国文武幕吏的反对和非议。薛福成特地上书李鸿章，明确指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要求他向总理衙门削切陈言。李鸿章既得是书，“踌躇旬日，始撮举书中要语函达总理衙门”。他认为对赫德所拟章程“尚须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

    由于沈葆桢等的反对和李鸿章态度的改变，促使总理衙门“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果不愿行，遂罢此议”。

    赫德在亲自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受挫之后，便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全部聘用英国军官，担任新式海军的教习。李鸿章并来屈从赫德的无理要求，对赫德顗觎北洋海军权力的野心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为北洋海军共聘任过六任总教习，英德并用，其中第一任葛雷森、第二、四任琅威理、第六任马格禄是英国人，第三任式百龄、第五任汉纳根则系德国人。琅威理经赫德推荐两次任职，长达4、5年。赫德一开始就为琅威理力争“调派弁勇之权”，李鸿章表示“既倚为前事之师，自应略予通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琅威理被英国召回，德国的式百龄接替了他的职位。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赫德急电英国外交部，建议再派琅威理来华任职。他说：“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现在都想谋取（中国海军）领导，但我仍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一进步，中国急需琅威理来。

    烜赫的前程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遣其来华。”1886年琅威理再度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1890 年北洋海军驶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刘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琅威理时“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则质问道：“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不服，“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

    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竟出面干预，命令英国海军学校驱逐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英国专栏作家干得利就此事评论说：“中国的一些军官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舰队，便发动了一次阴谋，追使琅威理辞去指挥之职，前此，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干得利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物，公然为心怀叵测的琅威理鸣冤叫屈。其实，中国军官并没有搞什么“阴谋”，而是抵制了琅威理篡夺“行政最高权”的阴谋活动。

    ① 《一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威妥玛报告》，季南：《1880—1885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

    李鸿章在北洋海军中“兼用西人”，固然出于实际技术工作的需要，但也不无政治上的考虑。1885年李鸿章分别自英、德两国订购4艘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俾斯麦认为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船舰，“无非是为了得到英国在政治上的同情”。1887 年李鸿章派琅威理、邓世昌等赴英、德接受新船，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要挟李鸿章允许“由一队德国的官兵来执行”将德国制造的“经远”、“来远”两船送往中国的任务。

    李鸿章表示赞同，决定“德船添雇德人，英船添用英人。”他认为这样办理，“既资便利，亦昭平允。”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相继聘请汉纳根、马格禄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汉纳根是一个普鲁士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