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育才

    李鸿章在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的同时，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1874年海防议起，截至1875年3月，在呈送内阁的54件筹议海防的折片、清单中，只有李鸿章、沈葆桢、周盛波、薛福成、丁日昌等人的奏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拆》，不仅呈递的时间早于其他4折，而且在抨击小楷试帖的弊端、变通考试功令的措施方面，也是其他4折所望尘莫及的。李鸿章断言“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明确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中国却缺少“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垒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他恳请“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以支撑“天下危局”。他一面认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理应弃之；一面建议对“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①。凡有海防省分，均应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如有志趣恩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伸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斥。”

    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既要求在“科目”中废弃“小楷试帖”，又建议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通过“洋学局”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使其“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的这种主张，显系借鉴了前此诸人设计的有关改革八股取士的种种方案，把他在1864年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的结果。李鸿章乘筹议海防之机，重提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是颇具匠心的。他后来追忆此事之缘起说：

    “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始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

    ③。但可惜事与愿违，不仅“当路”并未“猛省而自择”，而且招来“腐儒”们的一片咒骂声。李鸿章说：“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航独痛诋之。”

    ④所谓文相即大学士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时“礼亲王世锋复奏，及醇亲王折内均未论及”。王孝凤即王家壁，于莲舫指于凌辰，他们相继上疏，痛诋李鸿章。他们拼命地为八股取士唱赞歌，说“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乓，或恐不利社稷。”

    他们坚持“以章句取士”，正是为了培养有利于大情“社稷”的封建卫道士。

    他们还竭力反对“尽趋洋学”，在他们看来，不仅所谓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等“洋学”不足以御敌；而且“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改变传统的封建的取仕标准，培养出一些“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的所谓“无耻之人”，危害清朝封建统治。因而他们攻击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并“伏乞圣阴裁断，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① 《洋务运动》（一），第42、52、53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53页。

    ③ 李鸿章：《宣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4—5页。

    ④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2—13页。

    人才，毋令佥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