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不尽衷于道，盖其时科第重而朋党兴，居风气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书文取士，其始风气浑朴，往往根抵经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荐举，故凡巨儒硕彦多出为时用。中叶以降，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于是格律变而益精，风尚穷而益变，向之所谓根抵经史、涵泳道味者转较迂而不切，未由适中度程其高下情浊之矩，有司意为去取，如风之漻然于长空而不可执也。是时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项没齿冀得，当于一试幸而得之，英光锐气耗减略尽， 奚暇他求。故论者谓有明一代无学问者，非无学问也，举业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习于见闻，风气所趋，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进者，仕宦不逾常调，计典不入上考，暨其极敝，知有师生之谊而不计国事，知有门户之党伐而不论是非，虽其雅负时望犹蹈此失，况汶汶于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掳忠，匡救百一，势孤援弱，亦终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园事日棘，乃拔一二异才于举业之外，犹必群力倾排，务俾颤沛而后已。此其未流所锢，日即沦胥，虽圣人其能振救之哉。虽然其所托为孔孟传道之书，则其说甚纯无瑕，其初立法取明理达意而止，视夫专崇未技炫巧斗妍而无实义者，犹为质胜于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①在这里，李鸿章虽然名曰“论晚明积习之弊”，但其真意却在于影射清末偏重科第造成“无学问”、“人才衰”和“朋党兴”等严重后果，为改革现实的科举制度寻找历史的根据。正象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抉摘晚明科第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

    ②第二，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不谙世事、醉心利禄之徒，大都出之于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份，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

    甲午战后，他曾反思说：“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

    ③。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

    自70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支持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支持罗应旒。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建议在不改变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径，造就精通实学和西学的人才。他认为选举之法“舍词章外无另设专科之理”，主张“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尽弃其时文、诗赋之学”，而“视① 李鸿章：《重锲洨滨遗书序》，《李文忠公遗集》，卷2，第16—18页。

    ② 薛福成：《庸盒文外编》，卷2，第47—48页。

    ③ 李鸿章：《复院幕陈丽樵》，《李文忠公尺牍》，第29册。

    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实学和西学，“学有成者，由掌院与督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

    ①清廷诏令李鸿章、沈葆桢“妥议具奏”。沈葆桢在复奏中，既断言“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

    ②；又赞美时文，主张存时文去诗赋。李鸿章的态度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罗应旒之条议，如兼课西学以资实用，鼓励巧工以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