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则困乏”。所谓“治标”即是“坚守旧约章程，教士不得丝毫干予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宫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堂旧基，不得私买立堂”。

    ③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

    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人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邑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丰大业“枪击官长”，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20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

    ①。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

    ②，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之上。他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

    的作法“老成谋国”。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

    9月7日李鸿章经过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他于9日致函曾国藩，支持“拿犯”，但又深恐因之而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公然表示要等待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曾国藩无奈，只得在9月18日上奏分别定拟一疏，建议正法15人，军流4人，徒罪17人。20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日接篆受事。当时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软，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词气极为和婉”。李鸿章虽然获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请雅妥玛将此情此意转致英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

    ①正因为这样，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25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497千余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6页。

    ② ③《李鸿章条款》，《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55，第16页。

    ①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10页。

    ② 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15页。

    ① 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页。

    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李鸿章供认：“津案缉凶、赔堂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

    ②他公然把这种“弹压士民”、“议恤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惬心”的卖国行径吹嘘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

    ② 李鸿章：《复庞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