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

    ③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的交涉。9 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速同心协力的必要”

    ①。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②。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③。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月清廷特地将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年1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将来中日两国“情谊日密，耦俱无情”，倘若中西关系一旦有变，日本就“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李鸿章以为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当然，这只不过是李鸿章昧于日本和国际大势而产生的幻想。李鸿章在复奏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向他通报总署动向，并将自己与总署“来往信稿钞呈，以备采择”。曾国藩“采择”李氏意见，上疏陈言。清廷赞赏曾、李看法，指示李鸿章事先作好与日本代表③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问忆录》，第29页。

    ② 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格，卷1，第3页。

    ③ 《筹办吏务始未》（同治朝），卷78，第24页。

    谈判的准备。李鸿章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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