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饷数千万金”是无法想象的。目前与其联络弱小的日本以对抗强大的俄国，莫如联络强大的俄国共同压制弱小的日本，易操胜券。正是基千这种考虑，李鸿章倾向“联俄拒日”。他虽然承认崇厚订立的条纷“有大损于中国，群情愤怒，固无足怪”

    ①，但却断言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用兵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师必不壮”。俄国必将乘机胁迫中国“分界修约”，并进而发动战争，用武力胁追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因而，他建议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

    李鸿章主张“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当时日本公使宍户玑频繁地出人总署，“偿结球案，牵涉改约”。季鸿章认为这是“乘俄事未定，图占便宜”。然而，总署却既优外患，又受到舆论界“联日拒俄”说的影响，遂与宍户玑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地送货各事”。李鸿章既看到这个协议使中国“吃亏较钜”，又深知日本“断不肯助我拒俄”，于是据实陈奏，主张等到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和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终于决定废除中日间的初步协议。1881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矾愤愤地离华回国，企图迫使清廷改变态度。李鸿章看出宍户玑出都返国，“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就不妨采用孙子伐魏救韩之策，“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如果日本徘徊审顾，不敢挑起衅端，中国当“蓄锐扬威，待时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

    ①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1882年2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徐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4，第131页。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5，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