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也玩弄手法以应付清廷，说自己“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议和，”即使“竭诚筹办”，但“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

    ①，他要求清廷钦派大臣前来“统筹斯事”，并对“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使其有所遵循。情廷无奈，只得提出4项限定性条件：“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不变；杜绝人滇通商；黑旗军不能任法国驱除；不付赔款。同时，清廷谕令廷臣集议，致使战和之争又起。5月4 日御前大臣和预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纳谟祜领衔上《预筹和局折》，联名的各类官员竟多达158名，其中包括原清流健将陈圭琛、黄休芳、吴大澂，以及湘系要员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主张议和“收束”。而持有异议另拆具奏的只有31人，其中除了张佩纶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其余多是科道言宫类毫无实权的人物，如孔宪毁、邓承修、吴峋、刘恩溥等人，他们虽然主张“力筹战守”，但又表白不敢一味以“和议为非”，只恐“李鸿章为彼族所误”，“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清廷支持前者，压制主战派，因而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议和进行得非常快捷，从 5月6日开始会谈，到 5月11日就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亦称《李福协定》，凡5款，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

    李鸿章将这样一个和约，夸耀为自己交涉的成功，说福禄诺原议仅3款，是他与之“再四推敲，酌改数次，始能办到如此地步，实已舌敝唇焦”

    ①。清廷也认为条约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其实，这是一个大伤国体的屈辱条约。赫德评论说：“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却在表面上一点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个李鸿章对法所得胜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国失败的记录。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为，比法国国会的方案还有驰骋的余地。我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

    ②。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破的之论，它满足了当时法国侵吞全越、窥向中国的贪欲。茹费理“曷胜欣喜”

    地赞扬李鸿章说：“我快乐地体验到了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② 《李鸿章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法战争》，第5册，第306页。

    ① 《暑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遵旨复陈法越事宜折》，《中法战争》第5册，第324页。

    ①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法战争》，第5册，第351页。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50页。

    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的”

    ③。他称誉李鸿章“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李鸿章对此则表示“欣悦之至”。

    条约如此屈辱，恐怕连主和派中的许多人都始料不及，这给了主战派反击的把柄。主战派对李鸿章群起而攻之。在签约的第二天，孔宪瑴、邓承修等20余人就联名上奏，指斥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谓‘中国所争在体制，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为舛谬”，声称如遵此约实为下策，主张以继续交涉来“迁延时日”，让有关疆吏将帅统筹战备，俟“防备已周”，“以战则克，以和则固”，赢得主动，否则，即使“竟与约和”，也要以红河为界划分保护区，不可全弃越南①。接着御史47人会同翰林院弹劾李鸿章。主战舆论不容置若罔闻，清廷只得作出几分主战的姿态。6月18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复入军机，这是一项对战和之局颇有影响的人事安排。次日，李鸿章即致电潘鼎新：“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

    ②清廷还指示有关疆吏将帅，“仍当视以必战之势”，“认真布置，力筹备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