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虽然迫于形势，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指不再请外国调停）之类的话，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指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甚至拿马江之败来作为他坚持避战求和正确的根据。

    但当时清廷的抗战态度似乎是坚决的。9月3 日慈禧以有人奏劾张荫桓私函上海道接洽赔款问题，将张荫桓等6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李鸿章与清廷的态度之所以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所考虑和争取的是维护王朝的体面，而统治层中的主要舆论，社会各界高涨的抗战热情，都支持了这种心理需要。但李鸿章所着眼的却是敌我力量对比。他深知与法国的坚船利炮相比，中国兵单饷匮，而北洋海军又处于初创阶段，劣不敌优。而法国方面，在进行战争压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诱和的尝试。10月初正当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际，李鸿章却与法国领事林椿密谋和议，德璀琳也积极插手调停活动。当时伺机排斥李鸿章、德璀琳，力图包揽对法交涉的赫德认为，“李鸿章和德璀琳的声望和信用已受到威胁，他们所企求的是使天津条约毫无保留地被接受，这使茹费理和福禄诺很高兴，引导法国以为李是他们的盟友，但另一方面这使中国不愿意谈判，或提出困难的条件来对付”。他看出清廷的心态是：“要和平，但不肯‘丢脸’要和平。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的实质，而是丢掉他的虚名。”

    ①基于这种认识，赫德提出一个既维护法国侵略权益、又照顾清廷“体面”的折衷方案。清廷表示接受，但法国却于1885年1月7日予以拒绝。就在这一天，赫德指令金登干去巴黎，表面上是去同法国政府直接商谈1884年10月在台湾被法军扣留的中国海关供应船“飞虎号”的释放问题，实际上是开辟与茹费理直接联系的渠道，以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这次的确成功了，他告诉金登干：“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设法碰到它”，“连总理衙门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

    ①。尽管李鸿章并不情愿被排斥于局外，企图插手干预，但因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而落空。在和议基本达成，《中法停战条件》签字的前夕，赫德致函金② 转引自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63—164页。

    ③ 《陈会办致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225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6—178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3—184页。

    登干说：“李鸿章在这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派来的特使）谈判， 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多管闲事——他并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命令。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我盼望我们是接近结束了。”

    ②清廷所以支持赫德主办与法议和，而排斥李鸿章干预其事，一则是对李鸿章在中法交涉中的表现不满和失望；二则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交涉确需有人主办；三则似乎是接受以往“厨子太多打翻了汤”的教训，企图专用赫德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以便借助英国政府调停，促使和议成功。清廷之所以急于议和，一则因为战局渐渐向有利于法国方面转化，法军在中越陆路战场取得明显优势，占领谅山并一度攻陷镇南关，法军又加紧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而中国财政拮据，军需不支，不得不屡借外债；二则因为日本利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插手朝鲜问题，与法国的侵华战争遥为呼应，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法国政府这时也想乘胜讲和，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