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从所请，并劝朝鲜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聘问不绝。

    ①总理衙门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让李鸿章照丁日昌所陈作为己意转致朝鲜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主持大政，晓畅时务，当时虽已退休，但声势犹存。他曾致书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鸿章复书“略及外交之意”。此时若由李鸿章出面写信给他“藉为开导，尚非无因而至”②。

    李鸿章称赞丁日昌所言“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他遵旨致函李裕元，发挥丁氏建议，请求将其呈报朝鲜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可否。”

    ③李鸿章写给李裕元的信，虽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却如实地反映了他对远东形势的看法和所拟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认为“日本行为乖谬，居心叵测”，亟宜设法防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对于邻邦朝鲜和中国，“难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鲜“固不可无以备之”。

    其次，他认为朝鲜应该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采取应变措施。在军事方面，应该“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应“恪守条约”，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同时“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前者是加强国防建设，后者是讲求“交接远人之道”。李鸿章认为，这是保卫朝鲜的必要措施。

    李鸿章说：“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结英、法、美或俄国侵略朝鲜，使朝鲜“势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欧美各国同日本争夺朝鲜的现实，企图劝导朝鲜与英、美、法立约通商，“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讲和通好。显然，这是一种均势思想，企图在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李鸿章的均势思想，同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缺乏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英、美、德、法距朝鲜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他轻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通例”和“公法”，错误地以为英、美、法不会“无故夺灭人国”，无意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护过境船只”。因而，朝鲜只要与英、美、法立约通商，就能使之以为我用。

    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许欧美列强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他还劝导朝鲜应随时派人到有约之国，“通聘问，联情谊”，“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约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其实，无论是立约通商，抑或是“通聘问”、“联情谊”，都不会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获得它们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势力。

    生活在封闭社会里、遵循传统治略的李裕元复信表示：朝鲜本意“不欲①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3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6，第14—17页。

    与他国来往，牵于众议，不敢主持。”但“拟仿古外国人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斡人员赴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

    ①1880—1881年间，美国派遣薛斐尔出使朝鲜，企图以日本为媒介与朝鲜立约通商。俄国除兵于黑龙江、海参崴等处，如“不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于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胁迫总署劝说朝鲜“急与各国通商”。面对如此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