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暂屈以求伸”
却“力赞之”。
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英、法、俄等国有可能进行干涉。因而，他一面先后访问美、俄、法、英、德等国驻华公使，请其“电知本国”；一面电令”中国驻英、俄公使“速赴外部密商托”。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争取外援的活动，结果毫无成效。
他对张荫桓说：“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他哀叹：“借助仍难着实，不肯用重力，恐无济。”
①他鉴于英、俄“无切实相助语”，和“中国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所以转而主张割地求和。据翁同龢日记载：2月25 日李鸿章面奏，“略及割地”，奕䜣“亦发其凡”，翁同龢“却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光绪深知割地事体重大，必须禀商慈禧决定。第二天，当光绪将李鸿章、奕䜣的意见报告给慈禧之后，不料“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慈禧玩弄权术，推卸责任，对光绪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②28 日光绪要奕䜣等奏请慈禧“定使臣之权”。慈禧令太监传言：“一切遵上旨可也。”3月2日，光绪迫于事势，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他上疏预筹赴日议和情形说：日本重在割地，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3月3 日光绪发布上谕，肯定了李鸿章的行动方针，令其“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定议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
①。同时枢臣奕䜣等公奏慈禧说：日本重在割地，“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
②由此可见，清廷在自身统治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出卖民族主权以维护其反动统治。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3月4日李鸿章单独请训，发下全权敕书。翌日萧然出都。
3月19日，李鸿章带领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到达马关。第二天便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谈判反映战场上的形势。伊藤、陆奥摆出战胜者的骄横姿态，采取军事要挟和外交讹诈的两手策略，力图从中国攫取最大权益以满足其贪欲。李鸿章鉴于“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
③，因而便委曲哀求，步步退让。李鸿章深知擅自允许日本的侵略要求，必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因此，他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在第一次会议上，李鸿章发表了长篇谈话，从陆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他赞扬日本“近年来改革事业的成就”，“称颂伊藤总理的施政得宜，并叹息中国之改革尚未奏效，是由于自己才略不足”。第二，他断言中日战争，使“中国侥悻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第三，他主张“中日同盟”，说什么“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① 李鸿章《复张恃郎》，《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55页。
② 《翁文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二月初四日。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9页。
② 《军机处王大臣庆邸公奏》，《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60—461页。
③ 李鸿章：《复新疆巡抚陶子方》，《李文忠公尺牍》，第29册。
如两国将来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