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他们希望李鸿章返国后，“重为京师内外诸大臣之领袖”，继续执行妥协退让、“通商兴国”的政策，为英国在华活动“解羁释缚”。李鸿章被他们的虚情假意所蒙骗，误以为他们“竭诚尽敬，出人意表，令人永远不忘”，并一再表示与他们“实具同心”，异时返国，甚愿力促其成。

    8月22日，李鸿章离英赴美，横渡大西洋，于28日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并于29日接见了李鸿章，“慰问周至”。美国国务卿还同李鸿章就“照镑加税”问题举行了会谈，表示“各国如允，美无不从”。9月3 日李鸿章会见美国信奉基督各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教会领袖大肆宣扬来华传教士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所谓“功德”，力图把侵略说成“友谊”，并感谢清廷和李鸿章保护在华的美国教会和传教士。李鸿章一面“谦逊不遑”，一面为美国来华传教士唱赞歌，说他们没有刺探情报、干涉内政、侵犯官权之事，反而作了许多兴办学校和医院、募捐赈灾、倡导禁烟等公益事业。美国教会领袖听了之后，“无不畅然意满”。李鸿章还对美国教会领袖谈起的所谓“大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不管别人怎样评论，他个人“惟主二教相近一语而已”。美国教会领袖则把“孔子之道”比作“车轮”，把“耶稣之道”说成“御者”，“御者转其车轮，行平万里”，“欧美之兴，基于此矣。”其实，李鸿章和美国教会领袖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都不能科学的评价分别以“孔子之道”和“耶稣之道”为核心的中西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美国教会领袖公然扬西抑中，把“耶稣之道”说成是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的主宰，无疑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心理的反映，而李鸿章所提出的“二教相近”的主张，却明显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豁达胸怀。

    李鸿章在美期间，还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厅、自由钟、华盛顿的美国国会①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91页。

    及其图书馆。9月5 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在美加交界处，参观了着名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抵加后，李鸿章从多伦多转往西海岸的温哥华，于 9月14日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航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归途。

    他因“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途经日本横滨，拒不登岸，改乘招商局“广利”号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李鸿章此次出游，从3月28日寓沪至10月3日返津，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遍访欧美五大强国，在有清一代历史上实属罕见。他陈述返国时的心情说：“忽从西海，重复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

    李鸿章出访欧美，有得有失。失之于外交。他肩负的外交重任，一是签订“中俄密约”，二是商讨“照镑收税”。后者被拒，前者贻害无穷。可悲的是，李鸿章引虎自卫而不悟，回国后反而沾沾自喜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他天真地以为一纸密约，给国家争得了“二十年无事”

    的“天下太平”。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李鸿章的幻梦。《中俄密约》签订年余，德、俄即狼狈为奸，先后强租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其他列强也竞相宰割中国领土。与中国订立密约的俄国率先伸出魔掌，使清廷迷惑不解，而李鸿章却开始有所省悟。李鸿章在写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

    德约甫成，俄事又起，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

    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指。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