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自尽，载漪、载澜应定斩监候，董福祥先夺军权、日后严惩，其余列名诸人一概斩决：

    一面要求为”惨罹大辟”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5人“开复原宫，以示昭雪抵偿之意”。在列强的要挟下，清廷于2月13、14日连发上谕，宣布加重惩办“祸首”，照奕匡、李鸿章所请，载勋赐自尽，载漪、载澜新疆监禁，毓贤正法，董福祥革职缓办，惟英年、赵舒翘加恩定斩监候，启秀、徐承煜先革职查明实据再予重惩，并开复徐用仪等5人原宫；强调“固邦交。保疆土”，厚颜无耻地表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各国公使对于惩办“祸首”的“上谕”仍甚不满，瓦德西扬言将调兵出京攻击。这使李鸿章“陷于十分惊恐之状”。2月17日李鸿章、奕匡危词电奏，声称“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第二夭，清廷鉴于列强“要挟甚追”，不得不曲徇所请，电谕奕匡、李鸿章，表示“现存诸人，即照前次（各国）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至再生枝节。”并定于21日降旨，24 日惩办。惟要求将启秀、徐承煜“索回自行正法”。“已死诸人不再追咎”。清廷此举，使各国公使“完全满意”。瓦德西供认：扬言调兵出京攻击的目的在于“压迫威吓”清廷，并为这次军事讹诈的成功而颇感欣慰。

    惩办“祸首”问题基本确定以后，赔款便成了中心议题。列强都想乘机榨取中国人民的脂膏，大发横财，其中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为尤甚，而在华拥有较多经济利益的英、美、日则一面进行勒索，一面又主张将赔款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以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损害自身在华的贸易和经济利益。

    它们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围绕赔款总额、赔偿办法、提高关税税率等问题，进行了勾心斗角的争斗。在此同时，清朝统治层中也发生了激烈争吵。

    4月19日法、德、英、日公使在德国使馆约见清方襄办和议的徐寿朋、那桐、周馥，讨论赔偿抵款，提出赔款总数为4亿5千万两，加利摊还，约岁偿3千万，30年还清，并询问盐课、常岁、漕折、土药和开办印花税、房捐等事。

    5月7日各国公使会议决定照会清政府，提出截至7月1日的赔款为4亿5千万两；如7月1日以后继续占领北京，必须另加军事费用。随后各国公使又相继议定：赔款以39年为期，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常关收入作抵。

    清朝统治层是在经过激烈争吵之后，被迫而逐步的接受这个方案的。清廷、奕匡和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无不主张“减少银数，宽展年限”，所不同的是，奕匡、李鸿章在与各国公使“竭力商改，均不肯允”的情况下，首先屈服。关、于“减息”之事，张之洞首倡“分年免利”，李鸿章认为这是迂腐之见。5月28日清廷妥协，电谕奕匡、李鸿章：“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②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25页。

    四厘息，应准照办。”

    ①赔款抵押问题，清廷主张将各海关半税一项作抵，不要牵涉钱潜、盐课、常税、厘金，“致侵我自有权利。”张之洞支持清廷意见，断言“若遽允以盐课盐厘漕折常税作抵”，势必造成“财用枯竭，兵譁盗起，中国将自乱矣”

    ②。奕匡、李鸿章认为海关洋税早已历经借抵各项外债无余，如果盐潜常税“一概不准牵涉，此外更无款可筹”。刘坤一赞成以海关药厘、漕折、漕项、常税作抵，但认为“盐课厘则断不可抵”。当时清朝统治层还提出了另筹新款的种种设想，清廷主张按时值核实镑价抽税，如此洋税收入当可加倍。奕匡、李鸿章要求“将洋商货税酌加三分之一”。·张之洞始则主张将关税、厘金、盐课三项，无论洋货土货，一律加倍征收；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