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1933年的那场战争，真正的状况，人们未必知道，也许有人也未必想知道。一个神话的形成，总是决定于一个民族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既然是流传了几十年的故事，必定有它流传的道理。长城之战中，大刀的英名是靠第二十九军官兵流传下来的。这是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一手训练的部队。使用大刀是西北军的传统。这支以大刀作为专业武器的军队曾经威风八面。

    在长城战役中，第二十九军防御的地点是长城著名的关隘：喜峰口和罗文峪。第二十九军占有地利，日军只能仰攻，武器的优势不能够充分发挥。而第二十九军官兵素来以精神饱满、擅长防守著称。敌寇的多次攻击都无功而返。有一次，第二十九军的部分官兵在夜里大举偷袭精神松懈的日军，获得很大的战果。在整个沉闷被动的战局中，这一很带有惊险传奇色彩的消息让记者们如获至宝，迅速出现在当时全国各报刊上，尤其是消息灵通的上海各报，对大刀队更是赞美不绝，活龙活现地描绘敌人怎样一个个被大刀砍死，日军如何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一场偶然的偷营得手让中国人对日寇的痛恨得到了一些满足，甚至还传说日本军为了防止刀刃砍断自己的脖子，自己的灵魂不能够升天，而特别定制了“铁围脖”。

    民间人士到前线慰问自己的战士时，都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特地手捧着大刀，拍下了一幅幅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大刀上甚至还残留着敌寇的血迹。但当时的一些中国军事专家对大刀的威力并不以为然。据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长城中方主将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将军回忆，他在停战后回到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为什么热衷于宣传大刀的问题。黄将军对报界颇有微词，他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界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长城与大刀，成了国人的自豪，这实在有些悲凉与无奈。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军事技术正在发生巨大的革命。新兴的空军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兵种，一些思想敏锐的美国、意大利的军事家宣布，人数很少的空军飞行员们能够直接决定战局的命运；坦克部队正在努力摆脱附属于陆军的状况，准备集团使用，发挥它快速的机械化特性，好让思想迟钝、动作缓慢的敌军束手就擒；体积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出现在蓝色的海洋，能够支持海军、陆军和空军进行远洋作战。对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民族，像美国、英国、日本，战争将是立体的、壮观的，但对那些还需要借助大刀来发挥想像力的民族，对还把长城作为防御看家宝贝的民族，战争的凶险是不言而喻的。

    但新闻界迫切需要胜利的消息来鼓舞国人的士气，哪怕是一些偶然的，并不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的战斗结果。可惜的是，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缺乏协作以及后方支持的前线军队无法提供满意的答卷。在1933年的那个春寒交替的季节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从组织，到物质、到精神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严峻残酷的现代战争，决不是大刀长矛式的古老战争，如果因为战争一时的无望就迷恋上冷兵器的效力，那就是误入歧途，起码落后了时代整整一个世纪。

    大刀队的一时得手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小花絮，影响不到战役全局的胜负，长城全线失守后，南京政府终于决定签订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其实当时日本政府碍于国际影响，并没有占领北平的打算，它只是想用军事压力，尽可能多地进行敲诈。《塘沽协定》结束了一个有战争之实却无战争之名的尴尬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处于战不能全力以赴，隐忍求和又无人敢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