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10月中旬开始了最后的撤退。当时这个城市几乎是空城，武汉的民众从6月开始就已经陆续向内地转移。汉口的政府机构也先后搬迁，民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最后撤出时，把武汉的重工业与军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一八五师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撤退时最大的意外是华南的广州竟然先于武汉4天失守。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进展缓慢，认为粤汉铁路给武汉方面不停输血是关键。9月，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广州。但中国统帅部和广东地方政府一直不相信日本会轻易触犯英国脸面，进攻与香港毗邻的广州，更何况进犯广州在战略上有分兵之嫌，结果疏于防范，还陆续将驻守广东的精锐军队北调参加武汉会战。10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送运载步兵的巨大船队悄然向广东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司令官为古庄干郎。日军在海滩附近集结时，几乎未受任何抵抗。10月21日下午，日军轻装坦克部队已经闯进了广州城。

    10月24日，武汉失守的前夜，蒋介石还没有离开。他向左右表示，他留在武汉一天，武汉可以多守一天。眼看日军的合围已经快要成功了，左右的人请来宋美龄劝驾。到晚上蒋介石终于答应了，8点半，蒋介石夫妇离开武汉。在夜色苍茫中，飞机向南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口授了一篇社论。他说，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25日凌晨，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撤退之后，他和叶剑英离开了武汉。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26日早晨，波田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在一片火光中，伟大的江城沦陷了。

    11月4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故去了。他和冈村宁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一生坎坷的他，虽然没有在疆场上和冈村宁次等一决雌雄，但抗战的到来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当花朵盛放的时候，也许是将要凋谢的时候”，在国人需要他的时候，他悄然而去。他没有看到抗日的胜利，但胜利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正告日本人：“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给国人留下了近似格言的一句话：“对已经鬼迷心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千言万语，只是不要和它讲和。”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认为抗日战争该结束了，在国民参政会等公开场合，他依旧风度翩翩，依旧口若悬河，极动听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抗战到底，但在私下，他已经公开向蒋介石进言：继续抗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外国的援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与日本人妥协，倒可以防止共产党发展壮大。

    1938年底，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最年长的参政员张一麟提出《为抗战到底，宜由会议决议，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远在3000里外的新加坡城的参政员陈嘉庚因故没有参加会议，他用电报发来了提案“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会长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突然脸色苍白。最后这个提案被通过，定名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准言和”。武汉沦陷后数月，这位对抗战悲观的国民党副总裁突然离开了重庆，取道云南，到了河内，不久以后，他出现在上海，与日本官员把酒共欢，甘为汉奸之首。一位大人物的变节免不了引起国民的不安，但就像一位官员所评价的，他的行为只是与己有害，与政府的形象有小损，与抗战无损。

    本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并首次将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