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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当时在场的美国空军军官对待日本人的态度,远比中方严厉得多。而日本对美国的伤害与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根本不成比例。回顾日本军队战争期间对待中国战俘和平民的野蛮与残暴,回顾他们对中国国力与精神的伤害,中国将领对这些降将太过于温和了。往好里说,是中国文化的气度;往坏里想,重庆的受降工作已经让位于国内的政治斗争,他们希望日本人的行动能够完全遵照重庆的指示,而不接受延安的指令。

    对何应钦来说,最荣耀的时刻是在南京。9月8日,何应钦的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中国选择了“三九”(9月9日上午9时)这一良辰吉时。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刻,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其幕僚的专车在中方引导之下,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字样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来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宽阔的院子里,飘扬着盟国的国旗。

    冈村宁次一行预先在车里把佩刀摘掉,解除武装,并把军帽拿在手中,走进会场。

    场内,在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国国旗,有“和平”两个字和一个“V”字,正面墙上悬挂着国父孙中山的照片,对面墙上挂着四国元首的照片。在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他的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将领。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摆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是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参谋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和今井武夫。

    根据中国军方的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册,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其中一册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全部解甲,成了战俘。

    在许多城市,中国将领在接受当地日本军队的投降,其中也有那位决心笑到最后的鲁道源将军,当时他已经升任第五十八军军长。1945年9月14日,他在南昌主持胜利大典,接受了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中将的投降。鲁道源在晚上以私人身份招待笠原,询问他对中日战争的感想。笠原幸雄回答道:“我来华之前,在东京建有一座小洋房,满植樱花,自从美国空军轰炸东京后,房子和樱花同时毁了,我的军人生命也跟着房子、樱花完了。”在胜利者面前,他说得很委婉。他实际上是暗示,是美国军队摧毁了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才跟着投降,他们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中。

    在中国战场上的许多日本军官,包括冈村宁次,一直对他们频频取胜,最后却彻底输掉了一场战争无法理解。作为头脑狭隘的军人,冈村宁次并不承认他统帅下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被击败。他投降只是服从了天皇的命令。1932年,冈村宁次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曾签署《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这两次他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所以,日本皇族鸠彦到南京传达停战诏书时,曾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要扣留我吗?”现在,他率领120万日军投降,他承认,“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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