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伊住进了出院后看见的头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叫蒙特洛斯，就是前一天斯蒂芬向她提到的他住过的那家。进房间后，她脱去衣服，换上浴衣，唤客房侍者给她送一桶水，一只火腿三明治。但等东西送到时，她已累得不想吃了。

    周六上午醒来时，她已恢复精神，兴致很好。她刚想给住在布鲁克林的西尔维娅打电话，告诉她她所知道的有关堪萨斯火灾的消息。但随即便犹豫了。跟斯蒂芬一样，西尔维娅也是个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者，虽则是个好人但玩世不恭。不过，另一方面来看，她对自己说，不管是西尔维娅还是斯蒂芬，也许并不比大多数人头脑来得更封闭。如果没有证据，谁也不会相信她的故事，而一个小孩的模模糊糊的回忆不足为凭。斯蒂芬已经证明了这点。

    他们会说，孩子受了伤，又受了惊吓，记不清他那天所见到的真实情景。一切只是场误会，是他认错了人。

    正如她在上大学时准备论文那样，托伊意识到必须将她所发现的材料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作为证据。这样，即使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玩世不恭者也无可争辩。

    拿出一叠纸，托伊试图记下事情的发生经过。首先，她必须驳斥斯蒂芬的理论，说什么她也许是坐飞机去堪萨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是找到一位目击证人，证明她从医院里出去那段时间里见过她。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她才能进入下一步。

    她拎起话筒，给那家餐馆打电话，描述了那个侍者的特征，想着大概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张书面证明。

    “听上去像托尼·希尔德戈，”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哑的女声，“托尼这会儿不在。他的班头要从午餐时间开始。”

    “我明白了，”托伊赶紧说，惟恐那女人挂断电话，“那我在那里时你们叫来的那个警官呢？我是那个没穿鞋子的女人。你知道的，就是付不起咖啡钱的那个，还记得吗？”

    “嘿，女士，要了食物而付不起钱的人很多。”

    “那位警官呢？”托伊毫不气馁，“我敢肯定他常去那儿。我想他姓克雷默。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乔伊？”那女人“咯咯”笑道。

    “你说是乔伊·克雷默？他不是真正的警官。不管怎么说，不是纽约警局的。他在交通局工作。”

    “乔伊·克雷默是个好人，怪人，”那女人说，“想起来，他可真是个乐善好施者。你瞧，每当我们这儿来了乞丐，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叫乔伊来。他说他不介意。他甚至把名片分发给了这一带的所有商家。只要我们打电话叫他，他马上就会赶过来，把问题替我们解决了。而那些正式的警官，咳，他们才不会为这类事儿操心呢。”

    “你知道怎么才能找着他吗？”托伊问，从电话里她能听到背景传来的现金出纳机的响声和一个粗嗓门。

    “瞧，女士，”那女人仓促地说，“我这儿还有事呢。”

    说完，她立刻挂断了电话。

    托伊给搞糊涂了。她一直以为那人是位正式的警官，但她随即想起许多部门的人也穿制服。她查到交通局的电话号码，接线员给她转到了星期六还开着的惟一的一间办公室——管工作安排的督察办公室。

    “我找一个叫乔伊·克雷默的人，”她说，“他是你们这儿的一位工作人员。我有急事找他，我是他加利福尼亚的一位亲戚。”

    “等一会儿。”

    那人说，几分钟后，他又拿起了电话，“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儿有姓科恩威尔的，有姓克雷默西的，有姓凯曼的，有姓克德威尔的，对了，有一个叫查尔斯·克雷默的，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不，”托伊说，“他的名字叫乔伊。”

    “哦，”那人说，“我在这儿干了有十年了。我所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