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后必然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研究员林毅夫就是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末就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一种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得以全面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良性循环。

    5.开发中国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农民即使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这一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被中央采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里。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月4日中国政府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进行新农村建设。至此，新农村建设也显现出大概的轮廓：

    1.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5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3.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用词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而通过政府的“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