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意外，在这本小说最后头我们笑声犹未止歇之际，居然发现还有一个后记，当然是布洛克自己提笔写的——布洛克一向在小说之外不多讲话，更不解释自己的小说(去年台北国际书展期间亲眼见过他的每个人都是此事的目击证人)，更加奇怪的是时间，一九六七年的小说，二年的后记，整整三十三年，大半个人生之后。天起凉风，是什么让布洛克忽然想起来，而且还改变习惯地讲出来？

    这篇后记文果不其然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交代具体的人得感谢，或是那种老书新版跟新一代读者打个礼貌的招呼云云。布洛克几乎是另外再讲了个故事，没谋杀，没秘密任务，尽管所在之地是多少有点敏感的爱尔兰，这只是他昔日逃走般的一次背囊旅行，真说起来还比较接近书末心思寥落的米基·巴鲁皈依之行。这段回忆和搞笑的伊凡·谭纳小说的可见仅有关联就只是时间，像两条各自伸展的线相交在这一点上，行程最后他开了这部小说的头，把谭纳抛掷到遥远而且根本没去过的中南半岛，还一开始就远比他的书写者更狼狈地被关进个悬吊的竹笼子里。

    人或许会无来由地想起什么(当然那些多疑而且有严重解释癖的心理学者可能不相信)，但人大概还不至于把这个无来由的想法或回忆无来由地写在书后而且白纸黑字印刷出来，除非他隐约察觉这里头有些呼应，有着难以言喻的联系——这么说是不是比较对？

    无论如何，这个事隔三十三年的回忆，最起码起了个作用，那就是也把我们的读小说心思拉回到较具体的一九六七年去。一九六七想想是个什么时间？越战在打，黑人在争民权，年轻人一个个不安分地背起背囊行走在没尽头的长长公路上和广漠的世界——那时候不仅仅布洛克本人还甚年轻，一九六七彼时极可能也是二十世纪人类世界最后的年轻时光，拥有几乎全部年轻才有的特质和恶习，包括不折扣的理想、正义和热情，也包括狂暴、游荡、破毁、还有不知道拿自己以及拿这个世界如何是好的烦闷，当然，跟着而来的还有音乐、性爱、毒品和戛然而至的死亡。

    回到一九六七，至少我们这本架空如童话、又明朗仿佛没时间干扰的谭纳小说便起了点变化，不晓得是不是我们的错觉，感觉上好像残酷起来，不仅仅是人死得比之前三本要多，而且真实了，像那四颗悬挂起来的人头，像那位高唱马赛曲、一辈子住贫穷山区却对巴黎熟稔热爱如指掌的老先生。

    还有瑞士籍在地走私贩子亚贝尔·渥多斯的这番话，听起来也少了世故的讥讽，多了年轻的愤怒：“问题来了，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要绑架这批人呢？也许他们偷了珠宝，所以绑匪连人带货一起抢了：只是这种说法太过离奇。难道绑架他们是为了政治因素吗？实在也很难想像。不过，话要说回来，讲到政治，好像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再怎么匪夷所思的发展，都得提防着点。如果是做买卖，将本求利，基本上呢，还有点道理可讲；但是，政治……疯子哪会讲什么道理？情况肯定是混乱到没法预期。”——所以如今在台湾，何以一个通缉犯会比一个领导人可信，这不只是有没有个人诚信的问题，还是个有没有逻辑的问题。

    布洛克的远走爱尔兰，是因为书写和外遇的理由；伊凡·谭纳的远走中南半岛，则因为一个美国黑人爵士乐团在泰皇御前演出后遭绑架且同时爆发泰国皇室珠宝窃案，而团中那位来自塞内加尔(也就是来台湾召妓那支足球队的母国)的美丽女子图潘丝和谭纳有着特殊的情缘——一九六七年，每个静极而动的人分别来说都有其或迫切或无可无不可的具体理由，但如果比方说我们站在月球上头或卫星轨道上看，那可见的图像将只是一个人接一个人的行走不辍，就像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那部著名小说的书名：。

    从愤怒的英雄到怨天尤人的英雄

    《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