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妻子突然发脾气，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夫妇生活。

    以前，每次发过脾气以后，我们照例难忍难熬地要去找对方，等到我们见了面，就让我们心上日积月累的炸药统统爆发出来。现在，伊凡·伊凡内奇走后，我也还是一心想去找她。我打算下楼去对她说：她喝茶那当儿的举动侮辱了我，她心狠，她肤浅，她凭小市民的头脑永世也休想了解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在那些房间里走了很久，寻思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揣测她会回答我什么话。

    我感到，在今天傍晚伊凡·伊凡内奇走后，近来使我腻烦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以一种特别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的，同时专挑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走进走出，常常靠近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坐着的房间。我的心情很象当年坐船在德意志海上遇到风暴，人人害怕既没有载货又没有压舱物的轮船会翻掉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这天傍晚我才明白我的心神不宁的情绪并不是以前我所想的那种幻灭感，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不明白，这就使得我越发烦躁了。

    “我要去找她，”我决定。“借口是可以编造的。我就说我要找伊凡·伊凡内奇就行了。”

    我走下楼，不慌不忙地踩着地毯穿过前厅和大厅。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又在喝茶，唠叨。我的妻子站在他对面，扶着一把圈椅的椅背。她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入迷的、依顺的神情，就跟人们倾听疯修士或盲信者讲话，揣测他们那些无聊的话语和唠叨里隐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样。我觉得我妻子的神情和姿态有点精神病人或者修女的味道，她那些不高的、半明半暗的、十分温暖的房间以及古老的家具、在笼子里睡熟的鸟、天竺葵的香气，总使我联想到女修道院长或者年老而笃信宗教的将军夫人的房间。

    我走进客厅。我妻子既没有表现惊奇，也没有表现慌张，光是严厉而镇静地瞧着我，仿佛知道我会来似的。

    “对不起，”我柔声说。“您还没走，我很高兴，伊凡·伊凡内奇。刚才在楼上我忘记问您：您知道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本名和父名吗？”

    “安德烈·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是啊。……”“Ｍｅｒｃｉ，”我说，从衣袋里拿出小本子，记下来。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当中我的妻子和伊凡·伊凡内奇大概在等我走。我的妻子不相信我要打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名字，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那么我要走了，美人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在客厅里走了一两个来回 ，在壁炉旁边坐下了。

    “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很快地说，碰一碰他的手。“再坐一刻钟。……我求求您。”

    她分明不愿意没有外人在座，单独跟我待在一块儿。

    “好吧，我也等一刻钟就是，”我想。

    “哦，下雪了！”我说，站起来，看着窗外。“好一场雪！

    伊凡·伊凡内奇，“我接着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很惋惜我自己不是猎人。我想象得出，在这种下雪天追逐兔子和野狼是多么痛快！“

    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象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