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在客观上，海南汽车事件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海南热”与此大有关系。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的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