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正在苏联领导一场前途未卜的变革，他在这一年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被翻译引进到了中国，他警告说，“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也是在这一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他在对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预言，“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程的速度各有不同，这将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肯尼迪没有预见到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也没有语言三年后苏联的解体，不过他所提出的命题却让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悚然自醒。

    正是在这种充满着动荡、求变的氛围中，中国的观察家显得非常的焦急，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一文中，三位青年记者急切地呼喊，“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同时观察到，中国社会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人均GDP进入到400—1000美元的区间，而这正是一个社会不稳定期，当时32岁的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态”。在这期间，民众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费欲望膨胀，而社会体制则相对落后，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变的产业形势。

    当时的现状却是正是，全民性的心态失衡已经暴露无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普遍不满，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广东人称之为“炒更大军”，据当时的一份调查称，国家职工从事“炒更”的已达27%。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在中国采访时发现，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营企业的职员，大家都热衷于用公家的设备赚取外快，没有人对本职工作感兴趣，报道说：“眼下在中国受益的有两种人，勤奋聪明善于钻营的人，和贪污枉法的奸诈小人。”

    抱怨和牢骚到处都是，一些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主要的情绪是对那些搞流通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不屑和不满，如“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工人乐，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很显然，在一个转型时代，所有的价值观都亟待重建。人们似乎仍然对那些率先富起来的人们抱有朴素的幻想。媒体也很想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富起来的人是有“良心”的。当年的《广州日报》便报道了一则这样的新闻：当地有一位制鞋的个体户叫何炳，据说他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20万元，但却十分的节俭，家里连一台冰箱也舍不得买。有一家国营鞋厂亏损多年，请他去解救，他带了六个人去干了一个月，为鞋厂设计了五六种新样式，是鞋厂走出了困境，何炳却一分钱也不肯收，连带去的六个人的工资也是他支付的。何炳的“事迹”上了报纸，被人津津乐道。这个例子似乎想告诉人们，这些富起来的人是不会走得太远的，他是会回过身来帮助落后的人和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的。

    《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提醒说：“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听起来是非常的刺耳，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沉浸在对改革膜拜中，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制度冲击、观念颠覆和阶层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