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次，快递把隆巴德行动最新报告的复印件送到狄雷尼队长家。队长注意到，报告变得愈来愈少、愈来愈短，且包利组长现在把警探派去重查已经查过的东西：隆巴德的私生活和政治生涯；可能有关的犯罪组织；任何类似的伤害或杀人案，范围先是二五一辖区，然后邻近辖区，然后全曼哈顿，再然后全纽约；然后向FBI和其他大城市的市警局调阅类似命案的报告。

    狄雷尼很钦佩包利组长的专业能力。组长手下的团队包括来自全城各处的近五百名警探，其中许多狄雷尼都认识或知道，有伤害罪专家、武器技师、熟悉政治丛林的圈内人、侦讯技巧高明的警探。

    结果是零：没有角度，没有着眼点，没有看似可能的动机。包利组长在一份写给布罗顿副局长的机密备忘录中，甚至提出狄雷尼自己也考虑过的一个可能：隆巴德对市警局绩效不彰的公开抨击惹火了某个警察，因而惹祸上身。包利并不相信是这样。

    狄雷尼队长也不相信。警察杀人八成会用枪。但大部分见过市长、局长、各阶级政客来来去去的职业警察，都会把隆巴德的批评视为不足为奇的公关鬼话，耸耸肩不予理会，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狄雷尼愈思考这命案，读愈多隆巴德行动的报告，就愈深信这是桩没有动机的犯罪。凶手当然自有其动机，但对任何理性的人而言都没有动机。隆巴德是偶然的被害者。

    狄雷尼试着填满时间。他一天两次去医院看妻子，中午一次，傍晚一次。他自己进行了一些简短访谈，拜访法兰克·隆巴德的合伙人、母亲、几个政治同僚。进行这些访谈时他穿制服戴警徽，冒着万一布罗顿发现狄雷尼在做什么而大发雷霆的险。但全是浪费时间，他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天傍晚，绝望于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他拿起一本有横线的长型黄色拍纸簿，标明“嫌犯”，然后在正中央画一条直线把页面分成两半，左边那栏标明“生理”，右边标明“心理”。他决定写下他对凶手所知或所怀疑的一切。

    “生理”栏内，他列出：

    很可能是男性，白人。

    高，很可能超过六呎。

    强壮，年轻。不到三十五岁？

    长相一般或英俊。可能穿着讲究。

    动作非常敏捷，肌肉协调度佳。运动员？

    “心理”栏内，他列出：

    冷静，有决心。受未知动机驱使。

    心理变态？昂拉类型？

    他在页底另加一个广泛的标题，“附注”，之下列出：

    第三人涉入？因为驾照被偷，做为“毅人证明”。住在二五一辖区？

    然后他重读一遍。他承认，内容稀疏得令人沮丧。但写下自己所知——或者该说是猜，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动作让他感觉好一点。一切都是烟与影，但他开始感觉到有人在那里，某个模糊一瞥的人……

    他再读一次列表，然后再一次，又一次。他一直回到“受未知动机驱使”这一点上。

    在他个人经验和对变态凶手的研究中，他从没见过或读到过一个完全没动机的凶手。当然动机可能不理性、没意义，但在每件案子里，尤其是大量杀人案，凶手都有“动机”。动机可能明显如谋财，也可能是某种难以置信的哲学架构，怪异又廉价一如用牙签和黏胶搭成的艾菲尔铁塔。

    但不管凶手多疯狂，都自有其理由：社会看不起他，上帝对他说悄话，人类太邪恶，基于政治信念要求，自我意识过旺，受到女人轻视，受不了寂寞的痛苦……什么都可能。但他自有他的理由，无论是在狄雷尼的经验中或读过的数据中，都不存在真正没动机的凶手，本质绝对邪恶的人，杀起人自然轻松一如点烟或挖鼻孔。

    这世上没有绝对良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