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利太太，”老杰说道，“你听过这个人吗？你可知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吗？”

    “不知道，我连在1876年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莱利太太冷漠地说道。“不过呢，滑铁卢我倒是听说过，这就是你现在的处境。”

    “他说：‘公开，就会不得好死，”老杰眼皮眨也不眨地答道。“我现在要对你说的，就是这句话。而且，不管你是不是在勒索我，我一样都会以这个罪名控告你。旁边这位先生是助理警务署长。老赫，她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确实是好好照顾了她，而且让这个女人吓得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这样修理她，那样教训她(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把她整得连她亲生爹娘都认不出她来。没多久她就崩溃了，陷入大哭大笑的歇斯底里状态。但她说得确实没错，她是没有勒索恐吓他人——这一点她很清楚。她紧咬住这个说辞不放；这一招实在是高招。不过，我可不想在这个事件耽搁太久，就算她认为她的做法于法可容，但我们仍然有个法子可以解决僵局。

    在一桩命案当中，要检视行李的时候，我们只消把行李“借走”，而不用拿走。万一她把信件藏在某个地方，为了检查信件是不是潘德洛的所有物之一，只要打出搜索传票这张牌，便可以翻遍屋子将它找出来。只不过，这项调查工作可能会费时甚久。此外，虽然我不是律师，但莱利太太宣称自己合法拥有行李的说辞，的确会让我的立场有些站不住脚。根据她大肆宣扬的说法，潘德洛是所谓的“寄宿私人家中的付费房客”，而非投宿者。所以投宿登记簿上没有他的签名，没有书面的同意文件，也没有任何收据；换言之，这家伙是个客人。因此在他死后，若有近亲出面认领的情形下，女房东是无权扣押客人的行李。某人说过，潘德洛有个住在伊拉克的波斯母亲。当我们扣留行李以备调查之时，老杰跟一位伊拉克的律师联络上了，然后那位律师再和那位母亲取得联系，获得授权可资利用她可怜儿子的所有物，并且指定老杰为代理人。然后老杰来找我们，呈上凭据证明。

    “你看，”我们表示，“这是证明了。”

    “但是他还欠我钱！”莱利太太嚷着抗议。

    “行，”老杰说道，“这里有50英镑。如果你认为他欠你的不仅这个数字，你就上法院为这两只手提箱的价值控告我吧。”

    我好言相劝莱利太太，末了她才含泪带着欣慰的心情离去。然后我关上门，把情势解释给老杰听，这时候他正双手互握，脸色和他自己的衣领一样惨白。

    “谢天谢地，”老杰说道。他得坐下来休息。“有时候你还真是我的贵人。没错，他是有个母亲在伊拉克；我听说过有她。我已经是进退维谷、无计可施了，老赫，我只是在摆摆样子吓唬人罢了。你觉得这招可以行得通吗？”

    “可以的。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振作点，给我好好听着！那些信——如果真的有那些信的话——它们可不会像喇叭声叭完之后就没事的。”

    “噢，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老杰冷笑道。“我的看法刚好跟你相反。”

    “事到如今，别再说这种话了。我的意思是那些信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整个案件压不太下来，到时候会人尽皆知，全市闹得沸沸扬扬，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情况早晚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面对现实吧。一想到杀害潘德洛的动机，我就感到一个头两个大。如果——”

    我注意到老杰想挥拳打个什么东西，目的是要发泄心中无法控制的情绪。他所处的压抑状态，就好比一个人非常慎重地试图将一张椅子拆成火柴杆似的。

    “如果，”我补充说道，“事情属实的话。你说呢？”

    “没错，事情的确属实。我不知道是否有命案发生，也不晓得该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