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那几天手里没有很急的工作，我放下电话，简单安排了一下，就过去了。

    张一龙这个名字谈不上少见，但也不是“张红、李伟”那种有无限多重复的姓名。所以无论怎样，我都要去确定一下。

    我先去了解，远远一看，果然是张一龙！

    几年不见，张一龙的样子完全成熟了，其实算起来他也不过是二十四五岁，但模样要比同龄人更成熟些，区别就是张一龙身上那种隐隐的决断的气质。不过那时的张一龙正没有表情地低头坐着，看不出在想什么。

    我心里颤了一下，那种不舒服无法形容。好一会儿，我抑制住要与张一龙交谈的愿望，转身离开了。

    我立刻决定亲自调查这个案子。

    死者的妈妈是个胖胖的、憔悴而又苍老、看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的中年女人，或者也许是儿子的死亡才使她变得如此。她对任何一个准备和她说话的警察都要先警告一句：“你们一定要严惩凶手，否则，别看我没钱，可我倾家荡产也要和你们拼命。”

    而死者的父亲，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则握紧拳头冷笑着看着我们。

    没有人计较他们的威胁，毕竟，摊上这样的悲伤事，说什么也可以理解。

    我默默地坐了过去，在听完死者母亲的警告之后，尽量温和地对她说：“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麻烦你再把情况介绍一下好吗？”

    死者妈妈一下子呜呜哭了起来，然后有些语无伦次地告诉我，他儿子小伟一直在张一龙承包的酒厂打工，得罪了老板，于是第二天，就神秘死亡了。说到这里，她哽咽了半天喊道：“可怜孩子浑身是伤，一看就是被打死的呀，可怜刚十七岁的孩子呀，日子还没开始哪——”

    “刚十七岁？”我忍不住问。

    “对呀！”死者爸爸咬牙切齿地走上前来，“那个张一龙年纪不大就是个奸商，他专门招徕一批小孩儿给他打工，就是为了少花工钱，还有少年犯人，专门干那些威胁敲诈的勾当，就是个黑社会。”

    “当时孩子说要在那里，我就不同意——”孩子妈妈再次哭了起来，“都怪妈呀，我该坚持呀——”

    我听得心里沉甸甸的，默默地站了起来，问当时处理的派出所同行老李，他是第一个接案到现场的：“案子的其他人证呢？”

    “没有。”老李话里有话地回答。

    “没有？”我有些不满地反问。

    “谁敢做证呀！”死者爸爸悲愤地喊道，“他是老板，谁都不敢出来说话！”

    显得极度痛苦的死者爸爸在空中激动地挥舞着双臂：“这是什么年头呀，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老百姓是不是没有活路啦——”

    看看他们，他和他老婆的衣着、面容，都说明他们的生活境遇不会太好。

    死者父亲突然放下胳膊冲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哀告地说：

    “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做主，把张一龙绳之以法。”然后，不等我说话，又猛一回身，一指老李，仇恨满腔，“他们警匪勾结，让我们有怨无处诉。”

    老李的脸登时涨红了，讷讷地想说些什么，但还没开口，死者父亲的眼睛又狠狠地盯回了我，开始用慢慢的，听起来有些恐怖的声音轻声说：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死了，我也完了，我只要你们公平处理，不过分吧？”

    “不过分，公平处理是我们的唯一原则。”我再次尽量用诚恳的语气回答，然后努力把手从死者爸爸的紧握中挣脱出来。心里掠过一阵担忧，巨大的打击似乎已经使这个结实的中年男人失去了基本的冷静和理智，仿佛要变成一个杀人狂。

    “现在你能否告诉我，你们是否知道张一龙打死你儿子的动机呢？”

    “因为吃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