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荫，灰墙森然，朱门紧闭，曾经夜夜笙歌的张公馆，白天来看竟不像住过人的样子。车行渐去，淑英感觉自己像故事里遇鬼的书生，次日清晨醒来看见昨夜的庭台楼阁变成了土丘荒冢。她疑惑了，世棋、老贾、牌局、舞会、俱乐部，难道这一切和她这个“张太太”一样，都是假的？如果世棋是假的，那在上海末日时期重逢的二少爷是真的吗？如果在台湾这几年都是幻觉，那在上海灯红酒绿的前半生发生过吗？她想到自己波折的人生路和一个又一个让她终身失靠的负心人，彷徨又伤心，无助得像十岁的英子紧紧牵住母亲的衣角，离开北国的家乡，瑟缩在寒冷的火车上，奔向一片茫然的将来。

    老韩的车转出林荫道驶向府前广场，路面一宽，树影渐稀，阳光从柏油路面反射照入车内，淑英的泪眼花成一片，再看不清窗外街景。她从包里拿出手绢狠狠擦干眼泪，心想：逃难在外什么事都可能，挤上船的时候世棋不拉一把，她码头上掉下去也淹死快十年了！爱芬都十八岁了就是她走过来的证据，遭遇再离奇这也不是见了鬼遇了妖！她想起母亲商大娘最爱哭，可是，哭当啥用！命运让她只能把小英子和母亲从东北家园被外国侵略起遭的“难”继续逃下去。

    此后淑英就真的很少哭了。一年后，她嫁到美国才发现，她第三次费尽心机，包了大红包托媒，才得以依托终身的华侨丈夫，说是娶老婆，更像是为了替自己外卖餐馆找个不付工资的帮厨，才利用公家补助“爱国华侨”参加台北十月庆典的时候，顺便张罗续的弦。连这样等于又上了一次男人的当，淑英都没哭，还自我安慰，要不是号称单身的丈夫实际有妻小滞留家乡，岂不要找个年轻的为他传宗接代？过了四十的自己就连逃离台湾出来做餐馆杂工都轮不上了。

    家务事都不会做的人，在餐馆打工当然累得天天全身酸痛，可是淑英到了晚上还是咬紧牙关，曲意奉承，枕边说服语言都不太通的台山丈夫让她学开车，告诉他这样能把送外卖的人工钱一并省下。淑英争取每一个能离开厨房的机会练习英语；她喜欢送外卖，能拿小费攒私房，给她把留在台北韩家的爱芬接过来团聚的希望，还能跟外面的人有接触交谈、长见识的机会。

    那天淑英送外卖回来，车在黄色封锁带前被拦下，警察探头入窗，通知她，丈夫被上门打劫的盗贼枪杀了，她还是没哭。等进屋看见白布覆盖的尸体，却全身一软，端靠旁边的女警手快搀住才没倒下。一众黑的白的男女警察走过身边全都同情地看她，不知道她的害怕是突然想到三年前，自己也可能这样血流满地地躺在台北“张公馆”的后院里。搀着她的女警不明就里，以为未亡人顿失所依，好心劝她想哭就哭，还念经一样地安慰道：“Okay，okay——Everyto be okay．（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后来果然一切“欧”了。不过淑英也不是一变单身就一帆风顺，就此不靠男人生活得幸福快乐。台山丈夫的保险金受益人写的是人在大陆的妻儿，可是美国的配偶却是淑英。等待保险公司调查期间，淑英把继承权没有争议的外卖餐馆卖了付律师费跟保险公司打官司，自己另外找工作自食其力。华人对同胞有年龄歧视，淑英发现自己的年纪在中国餐馆就只能躲在厨房做工，她又只熟餐饮娱乐这一行，没有其他相关经验。幸好淑英会说日语，日本餐馆倒有用成熟女性跑堂的传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被冤枉当成“汉奸”抓过的淑英，多年后真在美国宾州费城天天穿着和服假扮起日本人来。日本餐馆小费颇丰，淑英手头不再像从前替台山丈夫做白工时拮据，开始盘算起把女儿接来。可是那时候台湾戒严，小老百姓出国管道受限制，困难重重，爱芬也超龄不能以依亲的名义出国了。

    缠讼一年多后，保险公司输了官司，淑英除了理赔的钱到手，连诉讼费都退了回来。正好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