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法国。其实，仅仅是走了一个人，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这一走，人心都散了。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画展不了了之，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色块，隐匿着人形，街道和楼房，诡秘和阴森，具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看起来似曾相识。这些年里，阿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思想有些膨胀，但久不练习，技术退步了，因此，形上的模糊更夸张了抽象感，而思想的针对性则更加鲜明，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其中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有时候，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会疑惑起来，心想：这是谁的画呢？

    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是本地的美术评论家。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可因为写得多，渐渐也形成了权威。现在，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做代理人，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道路。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处，看了阿三的画，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并且，与阿三展开了讨论。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头。阿三说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家说：奇怪的是，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露出痛苦。阿三笑道：你难道连这都不懂，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评论家就问理由，阿三又笑了：还需要理由吗？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评论家就又刨根问她：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阿三说也许有不同，也许没有不同。于是他们又谈到事物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联系。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实质上却有。阿三的观点则相反，表面上有，实质上却没有。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说：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就把阿三问愣了。

    他们的讨论东一句，西一句的，不大接茬的样子，却都兴致盎然，彼此感觉有启发。评论家回忆起阿三初露头角时的胆怯样子，想她真是成熟得快，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阿三与评论家说着这些，思想逐渐清晰起来，原先对自己新作品的茫然减退了，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的话，一切全都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