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切的心房。几样医疗器械放在一张平推车上。她躺在救护床上，用手抓住床沿，上下嘴唇紧紧闭着，如同一定要关死人与地狱的一道通门。她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万般无奈的剖腹产在上世纪的中期，都已时兴了都市乡村。孩子、孩子当然不能死。孩子是她的未来，是她向丈夫、向世界宣战的唯一武器。她说：

    “孩子怎么了？”

    “胎位不正，还有点别的问题。”

    “不能想点办法？”

    “都想过了。”

    “万不得以你们剖腹吧，我一定要有一个孩子。”

    大约妇产科的医生护士全来了。他们围着主任，临时开了一个小会，商议了一项方案。主任过来问，你丈夫呢？她说我疼死了主任，主任说你丈夫怎么没来？她说我没有丈夫。主任把目光搁在她抽搐不止的肚子上。不要说气话，主任说现在必须有你丈夫在场。她一手抓住急救床，一手抓住主任的手，额门上汗如雨注、她说我丈夫死了，有什么事你给我说主任。门外汽车和人流的声息已渐渐平静，不消说，时间已是夜晚。你年纪大了，主任说我们已经十余年没有护理过四十多岁的女人生孩子。现在问题很多，大人和孩子我们只能保住一个。主任说这番话时，平静而又耐心，就如一个老师在向他的学生耐心地解释一道难题。她望着妇产科主任的那张脸，像望着一湖不知深浅的水。

    “我先前生过孩子，我不会有难产。”

    “会的，”医生说：“而且不是一般的难产。”

    “我死也要把孩子生出来。”

    “你死了生出的孩子谁养活？”

    主任的话噎得她哑口无言。这是妇产医院，不是亚细亚大酒楼，万事皆由她说了做数。她望着主任脸上那张大白口罩，以为那是浩漫不可企及的天空。于是，眼角有了泪水。继而，突然爆发的又一阵阵疼，随着泪水的流出，乘虚而入，一下传遍了她的全身。就这一瞬之间，她看到了丈夫那张瘦小多诈的脸，在她眼前一闪即逝。她想起了三十岁的时候，她初次怀孕，天元天天守护着她，仿佛守护一盏风中的油灯，生怕那灯光有一闪失。接生婆虽然又脏又丑，可她却和婆婆一道，不停地替她擦汗，说咬着牙你，把嘴唇咬破你就不疼了。那当儿，她只感到疼痛和兴奋各半，在那屋里热烫热烫煮着她。眼下，她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丈夫的讨债人。生强强的时候，天元在屋里烧水消毒，在床边刨坑以埋下老大头胎的脐带。现在，到了夜里，也许丈夫已经和哪个女人滚在了床上，正播着情欲的暴雨，也许，在哪家豪华舞厅，踩着都市的节拍，一边搂紧新的舞伴，一边正盘算把哪个画家、书法家的字画廉价弄到手里，高价卖给国外的商人。他不知道她正在病房难产。他对此漠不关心。他所期盼的是她同孩子最好一块死于难产之中，然后，他便当然地继承了她的那些财产。他动用了她一百八十万元的存款，在这个城市开设了最大的康华文化公司。可他仍不满足，他想千方百计从婚姻法中寻找一个可乘之机，离婚时分走她一半的财产。她果真把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医生去她脸上擦汗擦血时，她用手拉近了医生的胳膊，医生歪过头去，把耳朵贴在她的脸上。“该怎么你们怎么吧，我要大人孩子都活着。”

    医生直起腰来。

    “我们尽力而为。”

    一张双层的白布搭在她的脸上，把她和这个世界隔开了，她听见医疗器械碰撞的声音，又冷又硬，叮叮当当挂在她的耳边，如同挂着白白亮亮的几个冰凌条儿。还有脚步声，拖拖拉拉，又异常急速。不消说，医护人员是快步而又脚不离地地走来走去。这时候，她感到了向未有过的孤独。都市的嘈杂声，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楼后马路上走向夜生活的鼎沸的市民声，这一切都不属于她的，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