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回到新宅，喝了一杯开水，镇压一下激动的情绪，便抓起电话，拨通了北郊的康华文化公司，找到自己所谓的丈夫。

    “我是娅梅！”

    “听出来了。你身体好吗？”

    “孩子死了，你趁心如意了。”

    “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

    “什么时间？”

    “越快越好。”

    “只要你把财产给我一半，现在也行。”

    “我要是什么也不给你呢？”

    “我有律师，还有别的一样东西。”

    “什么？”

    “有一天打开盒子你就知道了。”

    关于离婚和财产分配，已经是这世纪之初最普遍的问题。律师事务所的公务人员，也最欢迎这类诉讼，一方分配的财产愈多，他按比例抽成也愈多。娅梅也自然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主顾。她到法律咨询处咨询了有关离婚的财产分配问题，才决定向法院提出离婚上诉申请。可不及她将上诉书递交上去，她便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个从本市北城康华文化公司寄来的极其精致的木盒，如同情人送给情人的订婚戒指那类盒儿。回到家里，打开一看，盒里除了装有一份平分财产的协议离婚书，在等她签字以外，还有红绸包的如浅黄的粉笔头儿似的一段婴儿风干的手指。再找盒里，还有一封短信，信上说亲爱的娅梅我妻，这是你给我爱情结晶体的第一个指头，你如果不答应分给我一半财产，在离完婚以后，我会不定期地给你寄去或送去一个木盒，就如当初你每周接到我一封求爱信一样，寄完我们孩子的手指我寄脚趾，寄完脚趾我寄鼻子、耳朵、眼珠。都寄完了，我一块一块寄孩子身上的肉。总之，你在这个城市，别打算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我以孩子父亲的名义，从妇产医院领出咱们爱情结晶的婴尸，就是为了你后半生不断接到你最需要的一种礼品。望着那粉笔头儿似的孩子的手指，她突然之间，陷进了人生命运的深渊之中。她不知该把那一截风干的婴指扔了，还是做为罪证送往那些执法的部门。对这些事情，她并不感到多么恐惧，只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劳累。一种行将垮掉的感觉，如同暴风雨样向她袭来。就在这一刻中，她想到了多年没再想过的张家营子，想到了风平浪静的乡土社会，想到了忠厚笃诚的天元，想到了婆婆、强强、黄黄，想到了和天元情意深长的乡村生活，想到了自己十余年的奋斗，就像都市大海的一叶孤舟。冷丁儿觉得自己该歇了，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就是亚细亚酒楼彻底垮掉，财产真的分给所谓的男人一半，另一半你如何消受？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儿子，没有女儿，除了只有行同路人，素不往来的弟弟和弟媳，你到底还有什么？其余所有，大约就是对乡村生活和乡土社会的回忆了。楼外夏天的炎热，在葡萄藤上慢慢浸染过来，屋里的烦闷像发酵的面团一般，粘粘拽拽地膨胀着，最终将她包了起来，在使她深感繁乱的都市生活将要使她窒息的这一刻钟，面对着所谓爱情结晶的尸婴风干的手指，她终于承认，自己到底是个女人。到底是常人凡胎。到底，与这都市畸形繁华所滋养的一些蛹虫一样的人们相提并论，彼此内在的精神还是格格不入，于大都市的生活精神来说，还是隔着一层。究其原因，是因为女人所致，是因为自小养成的秉性所致，还是因为近三十年的乡村生活，被乡土社会的淳朴熏陶所致，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却是说不清的。照理，本可以以丈夫寄来死婴的手指、信件和冒名取款的凭据为证，找好律师，大干一场，只要法律在这件事情上，略持一些公证态度，再借助一些新闻媒介那种中国传统伦理的力量，不要说丈夫从自己手里夺不走什么财产，进监狱蹲上一段时间，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然而，娅梅却终于下不了把自己法律上的丈夫、因为离婚财产分配不公而送往法庭上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