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哟，是坐落在市里通往县上的公路旁，可椿树村儿呢，却落座在乡里通往耙耧深处一绳土道的尽头一I二。那时候，几年前，柳乡长从外乡的副乡长调任柏树乡里当乡长，先坐车，后骑车，末了哩，把自行车锁死挂在路边的一棵柿树上，又徒步走了十余里，才到了这有几十户人家，家家都草房泥屋的椿树村。白日里，看着下沟几里去挑食水的村人们，夜儿里望着家家都一摇一晃的煤油灯，最后在村里住了整三天，一咬牙，一跺脚，说：“他娘的，不吃断肠草，就治不了这绝症。”说着就让乡里派了一辆大卡车，等在山下路边上，又在椿树村里开了一一个会，说市里来乡里招工哩，指标全都给了椿树村，凡村里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能走动、爬动的男人和女人，想到市里住那楼房去，想一月去挣一千、两千块的工资去，都可以扣着被子、行李到那山下去坐车。

    一村的青年男女便哗的一下都去了。

    人走了，村落像过了忙季的麦场一样空下来。可那人挤人的一车椿树村的青年男女们，被乡长亲自送到几百里外九都市里火车站旁的一个角落里，将卡车停在一个僻静处，乡长下了车，给每个椿树村人发了一张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说你们想咋儿填就咋儿去填吧，想在这市里干啥你们就去找啥儿工作吧，男的去给盖楼的搬砖提灰，女的去饭店端盘子洗碗；年龄大的可以在这城里捡垃圾，卖纸箱，扫大街，清厕所，年纪小的可以去哪儿当保安、当保姆，去当宾馆服务员，总而言之哦，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说发现谁在市里呆不够半年就回村里的，乡里罚他家三千元，呆不够三个月回到村里的，罚款四千元，呆不够一月回到村里的，罚款五千元。若谁敢一转眼就买票回到村里去，那就不光是罚款了，是要和计划生育超生一样待着的。

    说完这些话，柳乡长就坐着卡车离开市里回去了，留下那些椿树村的人，像做爹的扔了媳妇野生的孩娃样，像把一群羔羊扔在荒茫茫的干草野坡样，不管了他们一汪汪惊怔的目光哩，不管他们惊怔以后追着汽车忙忙慌慌的责问哩，扯着嗓子的唤呜哩，柳乡长就头也不扭地回到了他的三百多里外的柏树乡，竞也落实着，果真在三朝两日之后，派人到椿树村里挨户老门地做了访查哟，把从市里逃回来的几个青年揪出来，罚了款，又押着送回到了那市里的人海里。

    然后呢，然后那椿树村的人就不再从市里逃回村里了。不知他们是都在九都市里做了啥儿的，横竖是如了水珠儿落在海里样，便融在那人海里边了。偶然着有些事情呢，也不过是因为椿树村里的青年在市里集体做了贼，被人家抓到了，收容所里装不下，就被那市里的警察用警车押着送回到了槐树乡，柳乡长得出面请那警察吃顿饭，敬杯酒，走时再给警察送些土特产。警察说：“他妈的，你们这个乡是专门出贼呀。”

    柳乡长就在每个贼的脸上掴了一耳光。

    警察说：“再抓住他们就该判刑啦。”

    柳乡长就把土特产装在有铁栏杆窗户的警车上边了。

    车走了，只剩下柳乡长和那椿树村的几个贼，柳乡长就横着眼睛问他们：

    “偷了啥?”

    “街上的井盖和钢管。”

    “还有啥?”

    “城里人家的电视机。”

    柳乡长就一脚踹到那个年龄大的贼头儿的肚子上，说他妈的，井盖、钢管能值儿个钱；电视机一天降个价，便宜得和萝卜白菜样，这也值得你们去偷嘛。说都滚吧，都给我滚回到市里、省会，广州、上海、北京那些地方去。做了贼我不罚你们，可二年内你们几个必须在村里办出儿个小工厂。要办不出几个厂。再被押回来我就让你们在全乡戴着高帽子游街去。那些贼，那些椿树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