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大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