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塔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1939）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总会实现的梦想》一类歌曲，井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酷似他们的父辈。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读约翰·t·莫罗伊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层阶级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年轻人就是答案，一个又一个公司培训计划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飞机上遇见他们。他们的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五十年代的样式。他们常说的话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膘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关于这个占我们人口几乎80％的伟大的中产阶级（人们这样描绘自己的等级，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赞同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

    上层贫民

    一个被称为“蓝领责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会勒一根皮筋。

    循序渐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小赖特·米尔斯说，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

    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