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机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楫》，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定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