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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单相思的可爱小伙
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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