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干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结底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作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做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式的表现。而潘秀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浅思维”进入“深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下。比如说，潘秀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且不论近代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部电影她觉得有趣，但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的什么时代，她弄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照相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她这样的市民青年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甚至需要从普及天文知识、生物发展史和简要中国历史知识入手，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一种高级的文化。

    在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在一些科技、生产发达的国家，电脑已经开始走向普及；在我们祖国，许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已进入紧张的全面施工阶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进，二环路上的立体交叉桥已经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筑像春笋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不能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灵魂，迈进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锢，1978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爱情以位置，但1979年便有人对爱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报刊上、银幕上出现了一股爱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而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信服的理论，并大胆地付诸实践……

    但这一切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揄扬贬斥，潘秀娅都全然不知，因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杂志，而看电影杂志时又主要是看图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

    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22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浅意识”就支配着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很简单：她要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对象。她缺少想像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绪，她绝不具备那种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这部英国影片，就在入睡时把自己幻化为“灰姑娘”的气质。她是非常实际的。22岁到23岁这两年里，她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