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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的水管风波
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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