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作荒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