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回民称为宗教事业如修寺募捐为“化钱粮”）——最后凑足官吏所索要的银数，送到兰州省衙。

    公家断案：流放黑龙江布盔地方。布盔，今齐齐哈尔，当年是一片不毛之地。

    后来，哲合忍耶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般人当上教门的热依斯，靠的是宗教干办，而中闸子二爷的热依斯，是他拿钱买下的。”由于把死罪（其实只是哲合忍耶自己认定的死罪）赎成了活罪，中闸子二爷的大名也在教史上留传了下来。《哲罕耶道统史传》记载了此事，但史中所记的化钱粮地方是关川一带。

    古土布·阿兰·马达天的被捕和被充黑龙江是突然的，也许还是偶然的；但是哲合忍耶做为孔孟中国的一支追求自由信仰的队伍，在遭受了屠杀、监禁、追查、强迫改宗之外再遭受流放，却是必然的。

    流放，是国家以及任何迫害者的一种特殊残民手段。它是一种残暴在某种压力之下的节制。这种压力来自被害人的血、呻吟或沉默，也来自迫害者自己内心的恐惧。哲合忍耶把流放称之为“活罪”；这也许是不识字的农民对流放行为的一种深刻的概括。历史上已经有过不少例证了——活着，未必是比死去更好的方式。死只是一个瞬间，活却要漫长地忍受。空间也是这样：殉教地是没有贫瘠丰腴之分的，而流放地却不同——在那里连大自然都在对罪人实行迫害。

    清朝公家对古土布·阿兰·马达天实施的流刑，实质上和对道祖马明心家属充流戈壁或烟瘴的行为一样，都是企图让信奉来世的人饱尝此世的苦难。这是对于精神的拷打折磨。

    灵州的一批哲合忍耶教徒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抛弃了故乡，洗了纯净的乌斯里，举意追随自己的导师。布盔，这个即使在今天也那么陌生的名字，正严峻地召唤他们前去受难。

    嘉庆二十二年，共有十二位哲合忍耶教徒由牛二爷率领，拥着囚车，踏上了遥遥的东北长旅，他们公开的身分是同案的囚犯。

    从兰州到瓦亭镇的路上，毛拉的次子来探望他。夜里，在客栈里，毛拉写下了尊贵的尼斯白提；然后对儿子说：“行亏的公家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这并没有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的王国要被消灭，丝毫不留！记住：他们将要威风扫地，只能遭受战争。他们的高位要丢失，变成粪土。他们将从豪富变成贫贱！……”他的儿子紧紧地靠在仁慈的父亲怀里。

    几千里充军的路途细末，牛车木笼里的筋肉痛楚，解差的欺凌折磨，都已经完全湮灭难考了。未来的读者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遗存如此稀少。有着相似的被迫害史的信教者，也许会因为记忆如此稀少而怀疑哲合忍耶苦难的程度。

    未来的读者和未来的人类不仅仅会因上述文化教养的原因而对我们淡漠。未来的、那美丽来世的人们还会因人道、人性、人的心灵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这又是世界的起码契约与道德——而对我们哲合忍耶缺乏想象力；就如同今夜的我正在因自己对流放东北的那支行列缺乏想象力而痛苦一样。

    随手检索比如《日本基督徒殉教史》，后来的编篡者简直使用不尽他收集的资料。笔记、书信、秘密记录、墓志、甚至文物和文学作品，都保留到了信教自由的时代。我翻阅着这本书，难言内心的感慨。那些为着信仰渡过大洋而牺牲的传教士们都是文化修养丰厚的人。甚至我认为唯他们才是真正的学者。人死了，书活着，后来的人因为读了他们的遗书，便相信了确实有灵魂（即我们回民讲的卢罕）还活着。

    人们很难想象哲合忍耶是怎样的贫穷。

    人们不会承认：由于我的出世，哲合忍耶才算有了第一个用汉文的作家。

    我的前方只有几位老阿訇。他们用神秘的阿拉伯文写下的内容，只是神秘主义。克拉麦提，是他们写作的支撑也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