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一直为误打了亚瑟一个耳光而负疚，背负着这一过错的重负生活了近二十年人在少年时犯这类过错，是常见的事。若非因为别的原因，我也不见得会为这一过失如此负疚，以至毁了自己的青春。

    亚瑟因那一耳光投海自杀了。

    出事后那天夜里，我撞见蒙太尼里神父。我告诉他，“杀死亚瑟的人就是我”。神父对我说：“我的孩子，你安心吧，杀他的人是我，不是你。我欺骗了他，他发现了。”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神父想宽慰我。我不能释去重负的根本原因是：我爱亚瑟，竟然误打了他一耳光，而且是为了乔万尼。

    我与乔万尼一起做革命的宣传工作，钦佩他的才干，但还没有到爱他的地步。亚瑟肯定有些吃醋。我在两性感情方面成熟得晚，那时根本不懂一个男人——更不用说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感。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喜欢亚瑟的。当我知道误怪亚瑟，心里难过得要命，才意识到失去了自己爱的人。要不是因为当时父亲病重，我也想投河死掉算了。

    父亲见我憔悴不堪，带我离开伤心之地去了伦敦。乔万尼追到伦敦，要娶我。他的确很爱我。但我答应嫁给乔万尼是出于痛苦，而不是爱情。因为乔万尼也为亚瑟的自杀感到负有责任，感到痛苦。我们的婚姻好像是对亚瑟自杀的献祭，我对玛梯尼说过，“是双方共同的苦痛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生活实在太糟，真的是破碎不堪。与乔万尼结了婚，我感到对不起他，因为对他没有爱，我的爱在死去的亚瑟身上。可以想象，乔万尼在夜里抱着我赤裸的身子，没有爱的激情的身子，为另一个所爱的人而苦痛的身子，他会有什么感受。后来，乔万尼因干革命活动牺牲了。我觉得他是故意不小心，因为他感觉到我委身于他不是出于爱，而是同情。对他的死，我也感到负疚。我一向小心为人，却伤害了两个爱我的男人。这是我的过错？

    我和乔万尼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她出生后不久就死了。

    （2）

    我真不想讲这些。后来讲革命故事的人总把我说成是一个坚忍的革命女性，这完全搞错了。我是一个女人，我为自己的痴爱疯狂过，也为自己的痴爱坚忍到现在。同志们都觉得我是很明智的女人，在讨论革命工作的策略和计划时，头脑很清醒，而且能坚守道德原则。可是，在牛虻要我帮助他偷运军火时，我明明同他在革命与暴力的问题上意见不和，还是同意了。我自欺欺人地要他向我保证：“这桩事情不跟任何行刺或是任何暗杀发生关系”。我当然明白，偷运军火来不是为了搞行刺或搞暗杀，又能用来做什么？我主张温和的、“天鹅绒式”的革命。我明明反对暴力革命，还是答应牛虻帮他偷运军火，说明我因为他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原则。我的同志们全都看错了，我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女人，一个痴爱得颠疯的女人，为了少女时候的爱而极端、颠疯。

    我爱上了牛虻？

    不，我一点不喜欢这个人，只是隐隐感觉到，他就是亚瑟，他没有死，他回来了。为了亚瑟，我完全丧失了判断力，违背自己的道德原则，而且——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伤害玛梯尼。

    我一直不明白，牛虻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从他的手的动作，我看到熟悉的小亚瑟的动姿和表情。我起疑心那天，去图书馆查了资料，南美探险队的时间与牛虻的流亡经历吻合。我一直收藏着几件令我平生伤痛的小东西：乔万尼给我的第一封信、他临终前握在手里的那束如今已经干枯的花瓣、夭折的女儿的一绺细弱的头发、我从父亲坟墓上带回的一片枯黄的树叶。最珍爱的是十岁亚瑟的照片，这是我生命的源头，我的初恋。他那秀丽的孩子气的头多么可爱，脸上的线条是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