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l ist Kein Mal意味着个体把自己的身体时间转让给了必然性的时间；在特丽莎的个体命运的理解中，“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合的两重性”来自偶然性的我在时间，像塞内卡说的，Omnia aliena sunt, tempus tantum nostrum est （除了时间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3）

    我的身体在世就是个体命运的发生，不是我撞上了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或者说我的身体撞上了我的灵魂。个体命运是由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的相逢牵扯出来的，没有偶然而在的个体身体与灵魂的相逢，也就不会有命运这回事。身体的决断逃避不了，盖因于此。无论我的身体做何决断，命运都会附在我的身体上，只不过要么表现为幸福、要么表现为不幸。

    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

    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与特丽莎一起度过的生命时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他最终选择了阿蕾特沉重的身体，而不是卡吉娅身体的轻逸。身体的沉重和轻逸的差别，就是“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与“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的差别。在与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的偶然关系之中，托马斯恍然悟到，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了自己身体的机遇，这机遇就在于他并不可能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哪一个身体结为在世伴侣才会幸福。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