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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伦理的脆弱
    基斯洛夫斯基讲的故事大都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有关。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本来算不了什么。动物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也就没有对自身欠缺的苦恼。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性的苦恼是恒在的。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无力解决。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个故事母题出现过至少三次:一个女孩子喜欢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欲望,可是她的心脏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基斯洛夫斯基对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质疑,不是从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没有意义,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欠缺的意义上看,是脆弱的。

    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欲望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象,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当人们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时,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

    《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红》的结局是:瓦伦婷出海旅行,尽管行前她留意听过气象预报——连日来将会晴空无云,她还是遇上偶然的风暴。瓦伦婷与住在她对面而又不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在幸存中相逢。《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家庭让人联想到瓦伦婷与那个法律系学生可设想的幸福结合。

    (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如何活下去?

    像《永无休止》中的Zyro,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与Zyro不一样的是,朱丽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或工会之类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并不会来“希望”

    朱丽叶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她有选择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

    朱丽叶才三十出头,青春还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可望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性爱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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