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四个腰挂驳壳枪、同样骑着大马的警卫员，威风凛凛的回到老家来了。他十年前突然失踪，十年后回来，已经是陈、粟大军里的团长了。这一件事在我的老家引起了轰动，吓得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还乡团都躲到外乡去了。他一直记着我祖父过去对他的关照，特地到我家看望从上海回乡过年的祖父，当他看到我父亲已经是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模样时，就对我祖父祖母说，让他把我父亲带到部队里去当兵，放在他身边当警卫员。祖父祖母紧急商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还是谢绝了堂弟的建议，并且过了年之后，祖父就把我父亲带到上海，送进一家小玻璃厂当学徒。父亲到老退休，仍旧在科级位置上挪来挪去，始终没有挪出个名堂。听到这件事是在四十年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在一次酒后告诉我的，显然这件事对父亲还是有影响的。我就想父亲如果当年进部队，就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不说，革命得顺畅的话可以做到师团长，转业到地方，也可以坐到处局级位置上。后来我大哥十五岁时，父亲就通过关系，把他送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当了个小兵。果然，在他离国来美留学的时候，已经是正团职主治医师了。祖父不让我父亲去当兵，一个原因是担心枪林弹雨危险大；另一个原因是家境过得去，不想让我父亲这根独苗远走高飞。所以跟父亲毅然把我大哥送去当兵截然不同，大哥当的是和平兵，没有什么危险性，而且在“文革”时期当兵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选择。所以身为人父，是可以理解祖父的决定。当然，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我做了父亲以后。

    祖父似乎没有想到父亲最终还是离他远走高飞，那是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玻璃厂决定迁往福州，支援前线建设。父亲在厂里是个工会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响应，还挨家挨户逐个宣传动员大家支援前线建设，以至有一些工人至今还在骂当年是被父亲骗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福州，人去房空，对已经走进晚年的祖父祖母来说，平添了孤独和牵挂。几年以后，祖母病逝，祖父又和姑姑一家住在一起。这期间里，父亲曾经两次把祖父接到福州来住，朝夕相处，我们跟祖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这种亲情并不能消除祖父的孤独，祖父曾经有续弦之念，当他刚小心翼翼向我父亲表露出一点意思时，就遭我父亲的坚决反对。二十多年后，父亲曾经很感慨的对我说：“当年你爷爷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时候反而是我很封建啊。”祖父第二次来福州的时候，一直想看看长孙，但是作为长孙的大哥那时候正在部队当卫生员，没有办法回家来。一直到祖父去世，他都没有见到长孙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缺憾。

    祖父是在“文革”后期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岁。祖父是上吊自杀的，他为什么自杀？他为什么选择上吊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记得那年冬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里上“农业基础”课，因为面临“高中毕业”，大家要去“上山下乡”，学校就把操场挖掉，改成水稻田，让学生学“农基”活，大家挽着裤管，站在田埂上听老师讲如何插秧，然后准备下田学插秧。正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要我跟他回去，当晚乘火车去上海奔丧。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一路想着祖父的模样。我想起祖父的两个耳朵很长很大，那是长寿的标志，怎么刚跨进七十岁就去世了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而去的电线杆，想起我上海舅舅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时间加距离等于零。”当时我感到我这个在房管局当工程师的舅舅简直就是哲学家，他说的这一句话简直就是至理名言，一针见血的阐释了时间、距离和亲情的关系。的确，即使有血缘的亲人也经不起距离的隔绝和时间的磨损，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就是时间和距离所致。当我跟着父亲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