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他指着告诉我哪里到哪里过去是我家的田地，我当时感觉到这有点像地主富农回来倒算一样，很紧张地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我更紧张的是我祖上居然拥有这么大片的田地。后来我悄悄的问我姑姑，她告诉我说我祖父的祖父很有钱，曾经盖了一幢大房子，只是他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往草房里一倒，翻来覆去的时候碰倒了油灯，一把大火把房子全部烧光，从此家业衰败，一直到我祖父才重振家业略有建树。我祖母是个小脚女人，留在老家就管着这一大片田地，农忙时就请些村里壮劳力来帮忙打工。我祖父每年有固定的银元带回来，因此家境过得去。土改时期评成分，我家本来可以评为富农一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评为上中农。这中间是阶级的分界线，评上去了就是剥削阶级，评下来了就是被剥削阶级。在这种可上可下的紧要关头，我家被敲定为上中农，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祖父祖母的人缘关系。祖母信佛吃素，虽然面目严肃却是心地善良；祖父在上海经常接待乡下老家来客，每次回到乡下老家，又带回各种礼物分送乡亲乡邻，平时行善积德终于有了回报。这是很重要的回报，如果评上了富农，我家后来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碰到“文革”那种非常时期，难免就要抽筋剥皮。那几天我跟着父亲在老家忙来忙去，特别是在一个冬日融融的下午，父亲和姑姑们将我祖父的骨灰装进一个粗瓦罐里密封好，埋在我祖母的棺材旁边，老家就刻在了我的心头。这可能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根。根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人如果没有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迷失。所以没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寻根，寻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软床，可以稳稳当当地躺下。

    我出生在上海，按照属地说法，算是一个上海人，偏偏在九岁的时候随家搬迁到福州，所以，我是上海人就要打折扣。我在上海的九年里，一直生活在苏州河边的河滨大楼上，过着不着地气的生活。我父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先带着我大哥去了福州，我就被寄养在四楼十五号一对苏北老夫妇家里，他们没有儿女，所以特别喜欢我，我就叫他们外公外婆。我老弟就由我祖父祖母带养，他们就住在六号小房间。五年以后我父母亲在福州已经稳定下来，父亲就来上海接我和老弟去福州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感情就会慢慢疏远。果然，当我和外公外婆离别时，我痛哭了一个晚上，外公外婆也难过了几天，这更加证明了我父母亲的观点。我记得我们是在冬天离开上海去福州的，我和老弟穿着棉衣棉裤，姑姑分别在我们的棉裤带上插了一根葱。那时候，我和老弟已经有点懂事，看到棉裤带上插一根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怕被别人看见，一上火车，我们就互相帮助抽掉对方棉裤带上的葱。我到今天还搞不懂插葱的含义，是保佑一路平安的意思，还是说葱插在哪里都能活，希望人也和葱一样在他乡异土活得好，或者说葱象征着根，你带着葱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要记住你的根。二十八年后，我在一次回上海的时候，曾经问姑姑当年给我们插葱的含义，姑姑说她想不起这件事。姑姑忘记了，可是我却牢牢记住了。

    我九岁的时候才离开上海，也就是说我在上海过完了我的童年。童年对我具有非常影响，让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人如何在窄小的空间里生存，让我在窄小的生存空间里发展了内心想象的空间。而且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我在上海天天能吃上米饭，非常幸运的躲过了那场大饥饿。我在童年里曾经遇到两次险情，都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幼年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中午，我母亲把我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就到走廊阳台煤球炉上烧饭做菜去了。我躺在床上很不安分，手脚乱抓乱蹬，整个厚厚的大棉被严严实实盖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