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离开上海到我三十八岁飞往美国，这中间的三十年，我都生活在东海岸城市福州。这三十年生活占据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无论我从哪个方面回忆它，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酸甜苦辣，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我记得我从上海到了福州，就被送进父母亲单位的托儿所。托儿所设在一个平房大院子里，院子里不仅有树木草地，还有一片泥土地，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我在上海从来还没有看到过泥土地。尤其下过雨之后，泥土地变得又软又滑，踩在里面真是其乐无穷。宽大的空间使我身心得到舒展，调皮的天性顿时膨胀，因此经常被老师罚关进一间堆放破桌椅的房间。母亲抽空来看我，只能站在窗户外边像探狱般看我，有时候会送给我一块五分钱的甜饼，我望着蓝天吃着甜饼，这囚禁的生活就大放异彩。碰到还有“囚友”，我就把甜饼一分为几，大家分享皆大欢喜。我在托儿所才呆上一年，就正式上了小学。学校在靠近闽江边的一片住宅区里，记得学校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浓密的树叶严严实实遮盖了一大片场地。但是我上课的教室却是在校外一座老旧幽暗的木房里，我在这座木房里完整的上了一年的学。所以说完整是因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开始燃烧起来，学校在几天之内被砸得一片狼藉。老师和学生都被鼓动起来造反，谁还敢教书和读书？书是没办法读了，我就跟大人们去省委大院和东街口看大字报，看游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看也看不懂，纯粹是看热闹，我心里就羡慕那些戴红袖章的高年级同学，个个是红卫兵，可以随便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或者拉起队伍下闽西访古田瑞金，于是就壮胆跑到学校一个叫“前哨”红卫兵的支部里，要求参加红卫兵。一个扎羊角辫又戴军帽的小姑娘把我从脚看到头又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你只能参加红小兵。”我问红小兵能不能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小姑娘眼睛一瞪说：“谁说不行？谁说不行我们就把他拉下马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小姑娘又问我家的成分。我说我父亲是工人。她问我祖父是什么成分。我想了想说是中农。她扳开手指自言自语：“贫下中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中农不行！”就把我拒之门外。那几年我逍遥社会，耳闻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景象，以少年空净的心灵大量的容纳阶级斗争的画面，并且把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衡量鉴别人的惟一准绳。那时候我父亲参加了属于保皇派的一个叫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专门与造反派唱对台戏。我非常清楚记得，有一次造反派要把单位里一辆美式吉普车开出厂去作革命之用，身为供销科长的父亲坚决不开出车条，造反派就逼迫司机把车开走，只见父亲孤身一人站在厂门口，伸开双臂拦住吉普车。车上的造反派叫喊：“我们这是革命行动！不许你阻挡！”父亲说：“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这是生产用车，不能随便开走。你们要开走，从我身上开过去。”父亲大义凛然的形象，有点像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造反派已经从部队里抢得许多枪支，势力日大，经常在黑夜里袭击捉拿保皇派，气氛十分紧张。父亲因为拦车而得罪造反派，就被造反派划人了“黑名单”。那天夜里，父亲不敢在家睡觉，缩在对面简易的厨房里。次日清晨，由一位好友在前面引路，父亲跟在十几米的后面，双双骑车奔向地处郊区的体工大院。如果前面发现异常情况，好友就打手势信号给我父亲，父亲就立刻回头或者另走新路。那天还算顺利，好友中午就回来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父亲在这个戒备森严的保皇派大本营里躲了长达半年之久。我后来在许多反映地下斗争的影片中看到类似的紧张情景。后来各派终于“大联合”又“三结合”，到处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领导小组。毛主席又给首都工人阶级送去了金黄色的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