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