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