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列客货混装的列车，暗绿色的客车厢里没有一盏灯，黑黝黝的；平板货车上不知装的什么，巨大的篷布上覆盖着污秽的积雪。老式的机车头好像害了哮喘病，吭哧吭哧地停下来。谢队长乘上了客车厢，火车又吭哧吭哧地走了，慢慢地隐没在一团白雾当中。白雾散尽，四周又归于沉寂；雪停了，连雪花飞舞的喧闹声也消失了，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般：上面是青蓝色的天，下面是白茫茫的地。我离开蘑菇似的小土屋，跨过铁轨，向那条两边有柳树的大路走去。

    喀喳、喀喳、喀喳……我踽踽而行，心里怀着一种宁静的温情。这一夜，人，“筋肉劳动者”和世界，一下子在我眼前展现出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诗意的一面。现实，竟会超过幻想；人心里，竟有那么绚丽的光彩！他们鲁莽的举止，粗鄙的谈吐，破烂的衣衫，都毫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异彩减色。

    我一路走，一路沉思。我又发现，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是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机缘发现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如金刚钻一般，一颗一颗地记在心里。天蒙蒙亮了，天地间呈现出一片凝重的银色的光辉。路边一根柳树枝咔嚓一声被雪压断了，空中飞舞着水晶似的粉末，又如一树梨花落英缤纷，四周，还仿佛响起了银铃敲击的乐声，我像是穿行在一个童话的境界里。我被这种美的想象噎得透不过气来，同时感应到一种自然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激发起我大脑的功能，在一瞬间产生了难得的灵感。我突然领悟到：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总以为自己比那些粗俗的、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高明，那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资本家不是也学《资本论》吗？肯尼迪下是也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吗？是的，“劳动人民”绝不是抽象的，他们就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和那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劳动者的庄严高大形象相差甚远。我怀着顿然窥见了人生的底蕴的那种狂喜，向隐没在雪原那边的、小得叫人心疼的村庄大步赶去。我并不冷，我感到热乎乎的。那里，有一个我所亲、所爱、可以与之相依为命的人在等着我。我还这样想，我和她结婚，还能改变资产者的血统，让体力劳动者的新鲜血液输在我的下一代身上。

    赶到村子，天已经大亮了。但雪地上还没有一个足迹，农工们都没有起床。我径直向马缨花家走去。

    她大概也是从羊圈回来不久，刚收拾完羊头羊下水。地上放着瓦盆瓦罐，锅里冒着腾腾的水蒸气，房子里郁积着一股浓烈的羊膻味。尔舍沉沉地睡在炕上。她蓬着头发，一脸倦容，还在瓦盆瓦罐之间忙碌着。但见我进来，顿时精神一振，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芒，却用埋怨的口气说：“你咋傻乎乎地真跑去追？那几个熊都回家睡觉去了哩。”

    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对海喜喜又去飘泊却无动于衷，这使我有点恼火：我不喜欢我的妻子没有同情心。我说：“我怎么能不去追？是谢队长派去的。”

    “‘怎——么’，‘怎——么’！”她用嘲讽的声调学我，“要是真追上了，你还把他拽回来？”

    “当然要把他拽回来。”我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海喜喜是个好人哩！”“我也没说他坏呀！”停了停，她脸上泛起不悦的表情，“你听，你眼里就没有我……”

    “哎呀，这说得上吗？”我焦躁起来，“你知道海喜喜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些什么？”

    “跟你说了些啥我咋知道？”她收拾着地上的盆盆罐罐，带着几分警惕的神情反问我，但一瞬间，又嘻嘻地笑起来，“我‘怎——么’知道？”我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