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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振环:孙悦,我要求你宽恕。

    我要写一封告状信,告我们的总编辑。因为王胖子的正当权利受到总编辑的侵犯。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采访部的几位记者共同编写了一本书:《革命新闻事业发展史》。前年开始修改再版。原作者中有一个王胖子。虽然他不是主要撰写人,可是翻资料、跑腿,出了不少力。现在书就要付印了,却在作者的署名上发生了问题。总编辑要把王胖子的名字抹去,因为他是“造反派”。同时,总编辑要添上自己的名字,叫“顾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王胖子虽有错误,已经“解脱”,还是公民,凭什么剥夺人家的出版自由?而且,所谓“顾问”,也纯粹是沽名钓誉。事实上,他既不“顾”,也不“问”,不过替我们打了几个电话,找了几个“关系”去进一步收集史料。要是这样也要署名,报社食堂的炊事员比他更有资格。可惜,这么分明的是非,在我们编书小组里竟然被颠倒。开会讨论了半天,要么一言不发,发言的都是把总编辑夸赞一番,似乎几十万字都是“顾问”写出来的。自然,与此同时,要骂一阵王胖子:他还有脸承认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前几年,他不断骂这本书是毒草呢!这倒是事实。不过,据我所知,如果骂过这本书的人名字都不配印在书上的话,那么,所有作者的名字都不配,包括我!“顾问”更不配!谁不知道他曾经当众宣布:对于这株“大毒草”他从未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运动的领导人。首先发起对这本书进行批判的,就是他!

    可是谁愿意得罪总编辑呢?我也不想管。

    王胖子找到我,因为我是编书小组组长,又和总编辑关系不错。兰香也替他求情,并特别提醒我:王胖子对我们是有“恩”的。而且,他刚刚积极替兰香买了一件呢上衣,钱也垫了,我们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长期无息贷款!

    往日的“恩情”,今日的“友谊”,我都不放在心上。不过,我倒想改一改自己遇着矛盾绕道走的毛病。孙悦曾一再指出我有这个毛病。我找到总编辑,只把意见谈了一半:王胖子的名字应保留。我想,倘使这个目的达到了,总编辑挂个“顾问”的名也可以妥协。反正他要的只是名,不分稿费。谁知道就这一点他也不能答应。总编辑说:“把王胖子解脱了,这就是落实了无产阶级的政策,还让他著书立说,发展名利思想?不行!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宽大无边的。这件事,王胖子不通也得通。想想他前几年是怎么整人家的嘛!”总编辑还好心地告诫我:“你过去与王胖子关系密切,我们都知道。我们替你在群众中做了许多解释工作。提你当采访部主任的事,也因为这个关系不能立即宣布。你自己注意一点唆!我们要重用你,你应该与我们互相配合呀!”

    我被惹火了。难道我赵振环的骨头是水做的?装在什么盛器里就变成什么形状?我能为了自己受重用而昧良心吗?我再也不愿意作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了。

    于是,我给省委宣传部写了一封“群众来信”。宣传部长很快就批到报社:“如果情况属实,赵振环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受到重视。”

    今天,总编辑把我叫了去,对我传达了部长的批示,毕恭毕敬的。然而,他突然把脸一变:“可是你反映的情况并不真实。把王胖子除名,明明是你们小组自己的意见,我们领导并没有表态。你怎么把责任往上面推呢?好吧,这件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会按照党的政策处理的。”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他的问题变成了我的问题。原告和被告对调了位置。贼喊捉贼,我倒反成了个要抱头鼠窜的角色。我知道和他辩论没有用,所以决定再给省委宣传部写一封信,把问题说清楚。以前,我办事不认真,很难有始有终。这一次一定要有始有终,争他个是非分明。

    我摊开报告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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