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教育部任职的好友顾毓琇向闻一多发出邀请，让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立雕的母亲听说后就心动了，她认为教育方面的工作适合闻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汉，离家很近。但闻一多面对这份好差事却坚决不干。闻立雕说：“这不是让他当官嘛！他不喜欢干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干，他就干不了。结果把我母亲惹火了，不理他了。”

    尽管这样，仍然无法阻拦闻一多离开。旧历新年的前夜，面对着渴望与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儿，闻一多毅然选择去昆明。

    与父亲的离别之夜，至今历历在目，闻立雕老人说：“那天半夜里，我父亲把睡着的孩子一个个叫醒，说他要走了，他心里也有了离别之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这次出远门，要到云南昆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和儿女们见面。他看看我母亲，我母亲却扭过头朝一边，不理他。看到这个局面，我父亲心里难受得话也不说了，就走了。”

    草房子组成的大学

    身后是蔓延的战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边陲，从异乡奔向异乡，一路上景象凄凉。所幸终于安全到达昆明。目睹了人们的疾苦，闻一多蓄起了胡须，发誓抗战不胜决不剃须。

    1938年4月28日，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了将近大半年的师生们，终于到达了云南，开始了战火中的学习。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刚到昆明时，由于学校房屋紧缺，他们最初只能借住在云南的一些大学里。张定华当时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她回忆说，学校的房子都是泥坯做砖盖起来的，教室是铁皮，学生宿舍是草皮顶。下大雨时，雨水滴在教室的屋顶上，当当当地响。有时候铁皮屋顶也漏雨，即使外面不下雨了，教室里面还在滴水。同学们坐的都是木头椅子，漏雨时就拉开个空。

    李之楠是经济系的学生，对学生宿舍的拥挤深有体会，他说：“一间屋子里，几乎要睡几十个人，床与床之间挨得很近。”李佩也是经济系的学生，她说，两个床之间，有几个煤油箱摞着用来摆放东西，用来坐的凳子，往往也是一个煤油箱。那时候没有玻璃，窗户都是在木框上糊纸，教室也是纸窗户。

    学校的院子很大，但是学生们每天去上课，都要走过一片坟地。到晚上，李之楠和同学们从图书馆回宿舍，都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个坟地阴森极了。关于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的确是这样，西南联大的大师很多，大楼却一座也没有，都是茅草房子。

    那时候，学生都是自己选课、选老师。老师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都十分深刻。

    何兆武是1939年秋天入大学的，就在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何兆武当时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他对这个挺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学习历史。他记得钱锺书先生讲课，好像有点玄虚，他绕着圈子讲，只提示一下，不会直接点出来，懂不懂就看学生自己的悟性了。

    生物系学生沈善炯说：“陈寅恪先生讲课，会讲许多课上不能讲的东西，学生们都听到了。我听陈寅恪先生讲过一句话，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史系学生张定华说：“朱自清先生个不高，戴着眼镜，我们考试的时候，他甚至站到桌子上监考。他觉得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我们在这念书，一分钟都不许错过，一定要好好地念书。”

    学生们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据生物系学生沈善炯回忆，那时候图书馆位置比较少，很多西南联大的同学都去茶馆，在茶馆里泡壶茶念书，一直不走。

    开学没多久，何兆武和同学们，就被一位戴眼镜，穿蓝布大褂，留长长胡须的先生深深吸引。何兆武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