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世界的“进步”——尽管表现形式既不公平也令人不舒服，但起码女性“登陆”了，正式确立在舞台正中央，她们不再能被简单忽视，被当成可有可无，当成不存在。

    之前的古典推理并不恨女人，因为构不成威胁，没必要去恨。

    这得稍稍再解释一下。在古典推理的男性沙文世界之中，女性的参与截然分成两种不同角色，一是写作者，一是书中角色，两者重要性天渊地别。

    女性作为古典推理的写作者，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二〇年代开始以长篇为主的第二黄金期以降，没有人能想像，其间要是抽掉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和约瑟芬·铁伊等了不起的女作家，古典推理的整体图像将何等残破荒凉，如此，我们最多只能用“青铜时期”来称呼这个古典推理的最高峰时代。

    二〇年代之后，女性写作者的力量之所以如此灿烂爆发开来，当然有其复杂且犬齿交错的结构性理由，这里我们只简略指出其中两点：一、父权结构社会有了松动的意思；二、长篇成为古典推理小说的主流。

    我们所谓的二〇年代以降父权结构社会呈现初步松动，意思当然不是说男女从此平权、大家开始平起平坐起来，而是指当时的西欧（特别是领先发展的英国），随着财富的累积，教育的逐步普及，加上一次大战后家庭结构起了变化、妇女有机会介入社会云云，这为极少数有着特别才华的女性挤开了小小的施展空间，让她们能以个人身份插入男性世界一较短长，当然这仍是艰辛、不公平且充满限制的一场竞争，但这些脑筋特别缜密的女性没被难倒，顺利打开一道甜美的女性推理写作之路。

    至于长篇写作为什么女性有优势呢？我的想法是，长篇小说不像短篇那样光靠抽象概念就能撑完，它要求较多的血肉，要求较多的生活细节，偏偏这是绝大部分四体不勤的男作家，尤其那些认为劳心高于劳力的古典推理男作家，最拙劣的一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生物结构的理由在内，但我们非常肯定，数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女性一直被形塑为处理生活琐事的人，因此，她们较不容易被抽象概念或意识形态牵着走，她们有极佳的现实感和更丰硕无所不在的细碎知识，当绝大多数由抽象理性所“设计”出来的推理小说概念（或称之为“诡计原型”），被第一黄金期的短篇小说所挥霍殆尽之后，女性的现实感和丰硕生活知识提供了古典推理一块新的富饶大地，也让她们得以用较少的人数，较多的限制（家庭、教育程度、社会机会等），击败那一堆总以为自己比较聪明的不知死活男性作家。

    然而，一次不能解决两个问题。女性推理作家渗透到男性主宰的推理世界战斗，仍不得不遵循男性所树立的游戏规则行事，她们当然也无力改变古典推理的男性氛围，用个最简单的符号观察来说——塞耶斯笔下的神探仍是男性贵族的彼得·温西，她自己化身的女作家角色郝丽丝·凡恩虽不至于只是花瓶，但顶多到“华生医生”的程度而已；铁伊用的则是苏格兰场的男性探长格兰特，女性角色更无足轻重；克里斯蒂好一些，她在笔下第一神探波洛而外，成功创造了一位爱聊天、爱打毛线，状似天真甜蜜的乡居老太太珍·马普尔（当然她还有另一个小系列，以热情莽撞的中年太太两便士为主，但不怎么成功），算是古典推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够分量的女神探，但泄气的是，这也是直到一九九八年今天为止，古典推理史上惟一真正够分量的女神探。

    神探如此，遑论其他。

    跟着现实走

    这一点，冷硬派和古典推理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的真正起因，我以为主要来自小说之外现实世界的变动。我们任谁都清楚看到了，尽管革命尚未成功，但至少从二次世界大战妇女开始大举走出家庭之后，女性的力量便不断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