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桓”回到曲阜，将中都所见奏明鲁定公，于是委任孔子为小司空。大司空是孟孙氏世袭的官职，司空掌管全国土地兼管工程建设。孔子一上任便带领部分弟子和署衙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勘察土性，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然后，根据勘察所得和年轻时做委吏，乘田的实际经验，将全国土地划分成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即高原）、原隰（即平地）五种类型，再根据这五种土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或植树造林，或发展鱼盐之利，或栽种果树，或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孔子任小司空时间很短，旋即擢升为与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寇。司马迁为了区别司寇下设的小司寇而称之为“大司寇”。司寇之职原由叔孙氏世袭，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

    这时，孔子大治中都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到华夏各地。于是各国纷纷派使者来中都参观、考察，回国后效法施行，即所谓“行之一年，四方则焉”。齐国是鲁国的近邻，对中都的振兴，孔子的政绩，自然十分关注，特别是孔子做了大司寇，在鲁国已经渐渐掌握了实权，十几年前的忧虑已经变为事实，于是不断有臣下谏齐景公出兵伐鲁，免得将来鲁国势强大，威胁齐的安全。

    齐景公豆面耳朵，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似乎谁的话都有些道理。晏婴临终时说，齐的威胁在晋而不在鲁，齐鲁比邻，应世代修好，以抵御强晋。晏婴还说，孔子不足为虑，因为他所热衷的一套繁文缛节，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周朝衰败，势在必然，孔子妄图用恢复周之礼乐曲章制度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即使鲁国真的因孔子秉政而强盛起来，也绝对不会威胁齐国，因为孔子一生极谨慎地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小心翼翼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争雄称霸。晏婴是齐景公最得意，最尊崇，最信赖的贤相，自然言听而计从了，决定采取对鲁友好的政策。如今部分臣僚吵吵嚷嚷要出兵伐鲁，他又不以为然。他回忆当初孔子率弟子来齐求仕，晏婴千方百计不肯用他，迫使其逃离。现在看来，晏婴确乎是嫉贤妒能，怕孔子超过了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像晏婴所说，孔子的一套是复古倒退的东西，早已不合时宜，那么，孔子宰中都一年大治，该作何解释呢？孔子任大司寇不久，鲁国便渐渐政清民安，国势日强，又该怎样理解呢？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鲁国将与齐国对峙于东方，进而侵吞蚕食齐国，怎么能说“孔子不足为虑”呢？他后悔当初不该听晏婴的话，应该重用孔子。如果那样，何来今日之苦恼，何有今朝之虑呢？想到这儿，景公不仅在埋怨晏婴，甚至在暗暗恨晏婴误国误民了。

    晏婴去世后，齐景公遵照晏婴的遗嘱，委任大夫黎鉏做了太宰。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黎鉏急于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的才干，既取信于景公，又树威于百官，便很想用兵于鲁。然而，自己“追随”晏婴半生，甚得晏婴的栽培与重用，若无晏子的极力荐举，自己今日未必能做这位极人臣的太宰。如今晏子的尸骨未寒，自己怎么好违背他的意愿而对鲁用兵呢？所以他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观点，极力在寻求着两全其美之策。一日，当齐景公征求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黎鉏说：“晏太宰乃一世雄杰，齐鲁修好可威震东方，使强晋不敢觊觎于我。鲁昭公欲除‘三桓’，兵败奔齐，晏太宰冷遇之，昭公去齐适晋。鲁之阳虎叛乱投齐，齐不纳，晏太宰扬言欲杀之，阳虎逃晋。晋已两次获罪于鲁，大王何不乘机与鲁君会盟，以祝贺鲁国大治为名，而离间晋鲁之间的关系，令鲁远晋而亲齐，对齐畏而敬之，为齐附庸呢？”

    景公闻言，心中大喜，脱口赞道：“黎爱卿果有韬略，此言甚合孤意。一切烦爱卿从速筹办之。”

    黎鉏见景公准奏，美得不能自抑，眉飞色舞地说道：“请大王释念，一切臣定会